体制和制度上的问题虽然具有“根本性、全局性”，但它好比人患的“慢性病”，一般不会突然致人丧命，因此将其称之为“深层根源”更合适。世界上有体制问题的国家很多，但它们不一定都迅速发生剧变。古巴和朝鲜的体制“很传统”，但他们没有发生苏联那样的事。中国的体制本是向苏联学来的，但经过30多年正确的改革已实现了腾飞和崛起。苏联体制上的问题虽然很多很严重，但如果没有其他条件和原因起作用，“解体”这样的事情不一定在当时以那样的形式发生。上世纪末国内出版过两本书，一本是宫达菲同志主编的《苏联剧变新探》，另一本是汪道涵同志题写书名的《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这两本书都强调斯大林模式是苏联剧变的“深层根源”。我认为，“深层根源”这一概念不同于“根本原因”的提法，在涵义上不易产生歧义，不会让人误解为“直接原因”。

　　苏联解体的现实过程，是苏联国内各种力量和势力（包括民主派和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等），在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路线催生下，借助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推动，通过激烈的斗争和较量终于酿成历史悲剧。解体直接原因虽多，但最主要的是：戈尔巴乔夫将“改革”变成“改向”和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得手。

　　将体制和制度方面的“深层根源”与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区别开来，绝不等于说它纯属“历史因素”，而在解体的实际过程中没发挥过“现实作用”。决不应当这么认为。实际情况是，当时局势那么严重，与旧体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不可分割的。首先是，反社会主义势力借斯大林“大清洗”等历史问题搞“历史虚无主义”，以达到抹黑、否定和彻底摧毁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他们利用其控制的电视台，反复播放斯大林时期“大清洗”的一些恐怖场面，对鼓动老百姓起来否定苏共、彻底摧毁社会主义制度起了“动员作用”。其次是，苏联解体首先源于信念的动摇和崩溃，而长期扭曲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这方面起了很坏的“促进作用”。这种体制造成经济发展滞缓，人民长期过紧日子，使百姓羡慕西方的繁荣，动摇了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迷信“改制”回归资本主义就可过上西方的富裕生活，这是被反社会主义势力利用的重要“心理因素”。因此，决不能否认体制和制度上的问题是关系苏联解体的“根本性、全局性”问题。

　　值得指出的是，“体制问题”不仅是苏联解体的深层根源，而且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中心问题。中国社会主义体制是向苏联学的，30多年来中国的体制改革，实质上是去“苏联特色”，搞“中国特色”。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全面突破和彻底超越了斯大林模式，这是中国成功的秘诀，是值得庆幸的大好事。

　　执政党的问题具有“致命性”但具体提法值得商榷 　

　　有论者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执政党”，“问题出在党内”，这是正确的，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力量，执政党出问题，是全局性和致命性的。苏联国内的各种问题，归根结底都可以说是由苏共造成的。因此，一定意义上可以讲，“成也在党，败也在党”，党是一切问题的总根源。

　　抓住苏联解体这一历史悲剧，在我们党内开展教育很有意义，但首先应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地把历史真相搞清楚，做到“论从史出”。我们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也不能搞历史实用主义。不能把历史当“面团”，随心所欲地根据我们“立场、观点”的需要来揉搓裁剪。目前在强调执政党问题重要性的论者中，有些具体观点和提法与历史事实出入较大。所谓“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苏共的蜕化变质”的观点，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