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哥廷根大学曼弗雷德·希尔德麦尔(Manfred Hildermeier)教授2009年5月19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5月20日在苏州科技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作了题为《二战后联邦德国的俄罗斯历史研究》的学术报告，现将报告主要内容译成中文予以发表。

　　一、前言

　　无可否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对俄罗斯的历史研究并不是重新开始，不过，此前也很少有什么东西可以被它(战后的研究)加以利用。在20世纪20年代，只有不多的一些教授职位，最著名的很有可能是当时柏林弗里德里希一威廉(Friedrich－Wilhelms)大学(现今的洪堡大学)的教授职位。该大学的俄罗斯研究始创于1902年，这在德国是第一家，在德语区则是继维也纳之后。这一教授职位由特奥多尔·席曼(Theodor Schie－mann)获得。席曼从不隐瞒自己的反俄立场(他来自波罗的海国家)，他写的多卷本的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的俄罗斯史至今仍然颇具可读性。德意志帝国崩溃之后，卡尔·施特林(Karl Sthlin)接过了教授职位。在俄国史专家之中，他也作为一部从远古到1917年革命的四卷本俄国史的作者而留名。直到20世纪70年代出版了一本新的俄国史手册之前，他的巨大成就都无人能够取代。最后，必须提到奥托·赫奇(Otto Hoetzseh)，他于1913年在柏林成为一名俄国史研究的非终身教授。赫奇也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最著名的俄国研究专家。他的研究领域更多的是在政治而非历史，他关于俄国的书自1913年问世以来至今仍值得一读。1913年德国东欧研究学会(Deutsche Gesellschafl far Osteuropakunde)的成立也可以追溯到赫奇；该学会至今仍然存在，出版《东欧》(Osteuropa)杂志，读者为对其感兴趣的知识界。身为德国国会中有影响力的成员(属德国国家人民党，DNVP)，他属于在当时欧洲两大“贱民”——战败了的德国及布尔什维克苏联——之间进行交流的推动力量。这种关系开始于1922年苏德拉帕洛条约。他抱有国家保守主义态度，或者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纳粹党人免去了他当时在柏林大学获得的教授职务，并迫使他退休。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浩劫和德国投降之后，因毫无疑问曾是纳粹主义的受害者，赫奇于1946年短期内恢复了在柏林大学的旧职，1946年8月他就去世了。

　　德意志第三帝国时期是德国东欧研究非常黑暗的一个阶段。这段时间进行的“东方研究”沾染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党卫军，比如彼得一海因茨·泽拉菲姆(Peter－Heinz Seraphim)在1938年撰写的有关犹太人的教授备选资格论文。1945年之后，“东方研究”声名扫地，几乎没有人继续研究东欧历史，特别是因为它曾经堕落为“东方研究”。

　　从另一方面而言，如果当时没有一些年轻的专业史学家，东欧研究绝不会存在。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接受教育，有些人在此期间完成了博士论文，或者他们当时是学生和助教，处在次要地位。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出生在1910年到1920年间的一代人成了德国大学中东欧研究的奠基一代。顺便要说的是，这一进程不久后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了不同的发展。爱德华·温特(Eduard Winter)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他曾是耶稣会会士，后转而信仰共产主义。他的重要作用仍然在被进一步研究。除此而外，必须要指明的是，接下来我要集中讲的主要是联邦德国的研究发展状况。这里，一方面我知道得最清楚；另一方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经济和财政的不足很快就表明，它不可能有类似联邦德国那样高校的扩张，因此也就没有类似联邦德国那样的俄国历史研究的发展。除了在哈雷、柏林，可能还有莱比锡等城市以外，对俄国的历史研究几乎不存在。

　　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早期东欧史学研究的新基础

　　20世纪50年代，联邦德国的第一代俄国史学家关注俄国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的历史。首先必须要提到科隆的京特·施特克尔(GtintherStskl)，他关于15－16世纪“哥萨克阶层的形成”的研究，为他赢得了教授备选资格，他是——甚至在非常著名的史学家之间——我们这个学科的主要代表。他写有多篇文章，研究从伊凡三世到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之间的俄国专制政体史，或者研究关于俄国专制社会特点里一个难题：俄国是否有“等级”。除了施特克尔之外，其他历史学家也形成了持久的影响：明斯特的曼弗雷德·黑尔曼(Manfred Hellmann)在1700年之前的莫斯科大公国史方面同样也是一位专家；吉森的赫伯特·卢达特(Herbert Ludat)致力于中世纪斯拉夫人与日耳曼人之间的关系研究；维尔纳·菲利普(Wemer Philipp)关注的是旧俄国的“政治理论”；还有慕尼黑的格奥尔格·施塔特米勒(Georg Stadtmttller)，他恢复创办了第一本也是迄今为止德国最重要的东欧研究杂志——《东欧历史年鉴》(Jahrbticher far Gesehiehte Osteu－ropas)。之前这本杂志由位于布拉迪斯拉发、在当时曾颇有影响的东欧研究所创办，后来在战争期间杂志被停办。

　　在这一代人中间，基尔的格奥尔格·冯·劳赫(Georg yon Rauch)和马尔堡的彼得·沙伊贝特(Peter Scheibert)是特例，他们的专长是现代俄国史。冯·劳赫出身于波罗的海地区，发表了多篇关于俄国统治下波罗的海各省历史的文章，写了一部波罗的海诸国历史，并且负责波罗的海历史委员会多年。他的教授备选资格论文很难说是出于巧合地提到了一个可以说是替代19世纪由俄罗斯人统治沙俄帝国的计划，也就是联邦主义者们思想的可能性问题。众所周知，俄罗斯帝国自从16世纪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一直在帝国的、跨民族的自我定义和种族一民族主义的自我定义之间摇摆不定。这两者的区别可以通过rossijskij——可以不那么优雅地译为“关于俄罗斯帝国的”——与russkii，即“俄罗斯的”——译者注这两个专业术语体现出来。著名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霍斯金(Geoffrey Hosking)将这一冲突视作总体看待17世纪以来历史的准则——这是一个近来在德国年轻教研人员中间再度流行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