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须解释，研究角度在方法论一理论方面的变化也会牵涉到工作领域的变化，二者都必须面对新的研究机遇。如果有人想要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人阶级的情绪，或者如果有人调查贸易协会的成立情况，都必须在苏联的档案馆里工作；或者倒过来说：除非能在苏联从事研究工作，这样的题目是完全不可能研究的。在这种新的专业标准之外，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学术专著中还很难发现共同范围内的题目。这大概与一种“铜律”有关，尽管是德国学术传统中一条不成文的法律(这种法律在例如美国和俄国并不存在)：要从事进一步的学术研究会遇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障碍——要写第二篇资格论文，题目是在时间上或者在内容上与第一篇资格论文紧密相关的。一名德国授课教师(至少)需要两个研究重点，一般而言，他通过博士论文(比如说论1917年左右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和教授备选资格论文(比如说论19世纪上半叶的俄国城市)来得到这两个重点。或者如果有些同事的专长是东欧和中欧历史，就会写一篇波兰史方面的博士论文，一篇捷克历史方面的教授备选资格论文。这实际上导致论文题目分布范围很广，使人在大致的方法论定位之外很难找到一些专题性的共同研究兴趣。

　　尽管如此，还是存在一些受到偏好的题目，这一方面与这一代人的归属有关，另一方面与老师的特点有关。在20世纪70－80年代，所谓的“盖尔”学派和“施特克尔”学派的对比是非常普遍的。迪特里希·盖尔在蒂宾根教了将近三十年的书(1966－1993)。他涉足社会史较早，是社会史研究在德国的创始人之一。其他人还有汉斯一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Wehler)、汉斯·莫姆森(Hans Mommsen)、沃尔夫冈·莫姆森(Wolfgang Mommsen)、于尔根·科卡(Jtirgen Kocka)、沃尔夫冈·席德尔(WolfgangSchieder)和托马斯·尼佩代(Thomas Nipperdey)。但他本人并不致力于社会史研究，有点属于过渡地带。他关于青年列宁的教授备选资格论文完全基于出版资料，这些资料经过了他极为小心的评估，且大部分出自阿姆斯特丹社会历史研究所的档案。此后，他转而研究俄罗斯的帝国主义，根据当时关于其社会、经济基础的理论，他的分析得出了否定的结论。与此同时，盖尔坚决促进接受社会史论题和对俄罗斯的研究兴趣，他还指导了多篇这方面的资格论文。这类研究正如20年后的文化史研究一样，在当时具有创新性。它们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使得年轻一代的史学家可以在其中大展身手。方法的转变可谓自然之事，因为每一代人都要离开前辈人的东西，以便可以用自己的新发现来装饰自己。但是可以料想到，学者们不会写17世纪和18世纪的社会史。事实上，俄国1917年革命、其所谓1905年第一次革命的背景、俄国内战的后遗症以及20年代的苏联早期历史(新经济政策时期)、战前的斯大林主义，都是这些论文的中心。这里，盖尔学派赞同一些不太成熟的博士论文，这些论文是在弗赖堡的戈特弗里德·施拉姆(Gotfffied Schramm)指导下完成的。施拉姆是一位波兰现代早期历史专家，不过他却编辑了俄罗斯史手册的第3卷，而且在这个领域，他招收了一些博士生，他们研究的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些题目。个人之间的认识和同代人之间的纽带促进了论题一方法论方面的接近。除此而外，蒂宾根和弗赖堡这些年的论文之间没什么共性可言，其科学成果也极为不同。如通常的那样，许多论文得到的关注非常少，而其他一些论文则受到持久的关注，有时甚至在我们这个封闭的专业之外产生影响。因此，我只能限于介绍上述几十年内一些最重要的著作，而不求完全介绍：海科·豪曼(Heiko Haumann)，现在巴塞尔做教授，他的博士论文讨论内战期间的“电气化计划”(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及其作为布尔什维克经济乌托邦一个例证的新官僚体制。他的教授备选资格论文则向后走得更远，探讨了当时争论激烈的组织化经济利益问题及其与国家和政策的关系。海因茨一迪特里希·勒韦(Heinz－Di－etrich Luwe)，如今是海德堡的教授，他的博士论文讨论沙俄帝国后期国家和社会中的反犹主义和右翼极端主义。他的教授备选资格论文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农民经济的发展，讨论了是否真的有一个长期经济危机这一问题。在蒂宾根，贝恩德·邦韦奇(Bemd Bonwetsch)现为2005年设立的莫斯科德国历史研究所首任所长。他最初研究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苏联。此前，他受到汉堡著名历史学家弗里茨·菲舍尔(Fritz Fischer)的影响，写了博士论文，是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法国对俄国的经济战略的。他后来在蒂宾根就这个题目继续探究，并发表了多篇文章。迪特里希·拜劳(Dietrich Beyrau)在1993年到2007年间是盖尔的继任者，在其论俄国对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的态度的博士论文之后，他写了教授备选资格论文，研究的是从彼得大帝到i874年军事改革时期的“军队与社会”。拜劳主要是在彼得·A·扎伊翁奇科夫斯基(Petr Andreevio zajono kovskij)的指导下，对莫斯科的档案做了相当长期的研究工作。我本人于1972年开始写博士论文，是关于布尔什维克最大的对手社会革命党的研究，1976年完成。那时我曾在莫斯科和基辅待过半年，但大部分材料是在阿姆斯特丹和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找到的。后来，在柏林自由大学的东欧研究所工作期间，我仍然在蒂宾根学派的精神指导下写了教授备选资格论文，是关于从18世纪后半叶叶卡捷琳娜大帝到1870年城市改革期间俄国的城市资产阶级的。这一次，我在帕维尔·G.伦君斯基(Pavel G.Ryndziunskij)的指导下，非常高效地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工作了一整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