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化史标签下的东欧研究

　　正如所预料的且理应如此的那样，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我们的研究领域中，最近一次的教授职位代际交替导致了范式转换再次发生。这一转换也与整体上德国和盎格鲁一撒克逊以及法国历史学同样的方法论再定向有着密切的关联。文化转变已然在我们新的泛欧洲的通用语中有了名称，甚至在德语中也常常使用英语术语。文化转变进入了几乎所有人文学科——文学同时还有社会学或者政治科学和民族学——所属的领域。这些人文学科在20世纪70年代欧洲之外的国家中仍然被认为是社会学。相应地，历史编纂学感到与之有着密切联系的“指导原则”也在改变。在20世纪70年代被认为是社会学甚至经济学，到了80年代继之以民族学的那一学科，今天部分再次成了后现代哲学——或日更为旧式的观念史。然而，一个“除了语言之外”不接受任何事物为真实(德里达语，J.Derrida)的激进的文化史，已经过了自己的全盛期。经常被引用的“资料的否决权”(科泽勒克语R.Koselleck)获得认同，其精神流传开来，即人不能任意解读(和反解读)，而总是需要遵循典型事实的规定。这些典型事实也是存在并必须加以考虑的。因此，文化史的一种现代形式流行开来，它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对照，而是避免了其无疑存在的缺点，试图进一步发展它，并以一种富有成果的方式超越它。近年来，大部分博士论文和教授备选资格论文都力求从文化历史的方面来加强社会史，或者它们写那些至今仍为空白，无论如何都需要一个文化历史研究方法的题目。如此一来，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文化史就是一个既含糊不清又因此而能用的，包括了非常不同方法(以及相应的题目)的概念。就我的观点来看，这些方法共有一点：明显关注于对历史事实的认识，重新将行动、建构着的主角的意识评价为不仅与事件等同，而且还是引导和(共同)创造事件的一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