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俄传统文化的简单了解，我们就会获得一种十分鲜明的印象：“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为核心的文化传统”。自9世纪下半叶基辅罗斯建立以来，在逾千年的发展中，俄虽然多次开启引进西方自由主义的大门，但是把其数次改革纳入具体的时代场景中分析，可以看出，在历史上的多次改革中，西方文化大多被当做一种工具和手段而引入，在它的社会运行机制和文化精神中更多地继承的是带有浓厚专制色彩的权威主义传统。在俄罗斯，学习西方的努力和专制制度的发展始终是齐头并进的。权威主义在特定历史时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特别是对于俄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而言，权威主义在建构民族认同、维护国家统一，整合各种资源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与专制主义联姻的权威主义的消极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在苏联时期，它对社会进步的制约及负面影响几乎淹没了它的合理性。

　　在布尔什维克领导的革命推翻沙皇统治之后，俄罗斯的发展掀开了历史的新篇章。然而，历史传统并未因新生社会的到来在瞬息间被割断。虽然经过列宁领导的文化革命的洗礼，但是传统

文化中强调权威、奉行专制的惰性因素依然潜伏在民族的潜意识当中，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及国家领导人的头脑中也保留了明显的痕迹。“苏联官僚主义的习惯势力、以党领导干部为主体的特权阶层、对自由交流知识的限制和缺乏激励个人发挥主动性的制度”等，都是这种专制主义传统的明显体现。

　　传统文化的惰性因素，给党的思想文化政策的制定及思想道德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消磨了思想道德教育应当具有的现代意识。这种消极影响首先表现在，思想道德教育理论发展中的垄断倾向。党的思想意志构成了思想道德教育理论基础的全部内容，没有党的允许，借鉴其他社会形态文化发展中的积极因素及相关学科理论资源，来丰富思想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根本没有可能性。更为严重的是，在苏联对理论建设的垄断并未止于党的范围之内，而是被推到了极致。在苏联发展的很多时期，领袖的个人意志完全取代了党的集体智慧，领袖的个人权威置于党的集体领导之上。理论发展中的垄断、专制倾向导致思想道德教育理论基础无法与时俱进，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滞后的理论对思想道德教育发展的制约可想而知。另外，这种权威主义的专制传统对苏联思想道德教育实践的消极影响也极为明显。在专制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下，许多思想政治工作者把自身肩负的对国家意识形态进行传达、解释和维护的使命变成了控制思想资源的特权，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双向互动被强制给予和不容置疑的接受所取代。

　　在此种教育理念的指导下，思想道德教育根本无法深入群众的思想实际，不能解决群众的思想困惑。过多的宏大叙事、过于严肃的面孔、密探式的思想监管，使其与民众现实生活世界的距离渐行渐远。人们越来越把各种繁琐的思想道德教育活动当作不得不完成的政治任务，怀有飞黄腾达的功利主义态度的人才会认真对待此事，而且要冒着被人耻笑的危险。正如1968年11月5日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当时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和行为倾向向苏共中央递交的一份简报所显示的那样：“社会科学被看作是废话，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课。课堂讨论是轮流发言：考试是从这里到那里地背诵。”“学校最冷清的地方是党史或政治经济学资料室，因为那里几乎没有读者。”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无法完全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时，人们必然会寻求新的思想资源、开辟新的获取渠道来弥补这种空缺，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渗透也因而具有了可乘之机。俄学者卡拉一穆尔扎指出：“苏维埃政权没有能够回答诞生和成长于大城市条件下的几代青年人的，尽管还没有被意识到，但却是活生生的需求，以致它简直就是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不幸的失落的大众。”而事实上，这种精神需要无法满足的失落并未仅仅局限在城市中，而是蔓延到了整个社会。

　　可见，富有专制主义色彩的权威主义传统在苏联时期依然在延续，构成了苏联时期思想道德教育开展的重要场域，它给思想道德教育带来的消极影响远远超过了其在抵制敌对思想侵蚀及树立民众社会主义意识方面的积极作用。借助于强制手段传递的领袖的个人意志，使民众敌意丛生，对社会主义的认同感日渐淡薄，这虽然不是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最终走向失败的根本原因，但是对苏联解体的推动作用是不容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