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文所言，在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以后，权威主义重新成为人们评价俄罗斯政治生活的一个热门词汇。权威主义复苏的迹象不仅体现在政治权力向中央的回归，而且体现在新的意识形态建构及打造统一的思想道德教育空间的努力中。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怀揣着对西方自由民主的浪漫主义钟爱及乐观遐想踏上了新的发展之旅。为了与旧的制度决裂，也为了向西方大国表示“洗心革面”的坚强决心以换取其巨额援助，按照由西方大国参与制定的方案，俄罗斯开始了全面的改革。对自由的诉求是转型初期俄罗斯各方面政策的共同指向。经济私有化改革过程中的“休克疗法”是最典型的标志。与此相适应，在意识形态领域及教育领域，以往的官方口径和整齐划一也被解构，去意识形态化成为改革中被追捧的时尚潮流。1993年12月12日，由全民公决通过的俄罗斯新宪法第13条明确规定：俄联邦承认意识形态多元化，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不能充当国家的或社会的意识形态。

　　对权威主义的解构及去意识形态化的潮流，使整个社会的思想道德教育也发生了质的改观。正如每当遭遇历史抉择时俄罗斯民族性格所表现出的那种极端性一样，转型期间的思想道德教育改革也首先表现为对苏联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断然抛弃。同家在思想道德教育理论指向及实践操作中的统一管理，被民主化、去意识形态化的口号所解构。“1991年1月，在苏联解体前，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委员会的决议《关于普通教育机构教育活动的民主化》，就指出对儿童的社会化要求已经达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在消除这些要求的背后，实际上就是要取消对年轻一代的统一的社会管理。”改革人士认为，原有模式思想道德教育的结果，只能是以牺牲学生的个性为代价培养出循规蹈矩，但缺乏理性判断能力的“好孩子”。新的思想道德教育不再把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人作为教育目的的统一指向，而是强调对学生个性的尊重，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高素质公民。在课程设置中，取消了原有的与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有关的所有科目，增加了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的含量。原有的开展思想道德教育的主要组织共青团、少先队等也陷入了停滞状态，非正式组织、家庭则承担了更多的教育责任。

　　思想道德教育的转型，虽然使其得以破除了苏联时期思想道德教育中僵化教条、脱离实际、人性化缺失等弊端，但是国家在道德教育领域中的缺位，带来的不仅仅是突破僵化束缚的惬意，而且也导致民众的价值观陷入无所适从的迷茫之中，对成长中的青少年群体的消极影响达到了令人担忧的境地。以自由、民主等漂亮口号掩饰的放任，往往比整齐划一带来的结果更可怕。正如俄罗斯的社会学家所指出，“在俄罗斯青年人的意识中存在一系列危险的倾向：公民觉悟的危机、社会冷漠的表现、虚无主义、对俄罗斯的一切冷淡的态度、倾向于有损民族优越感的西方价值观，不愿在俄罗斯工作和生活”等。社会转型形成的价值真空不仅导致民族精神的自我防御能力急剧下降，而且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把这当成了对俄实施意识形态攻势的绝佳时机。美国蓝德公司的一份报告在谈及“第二代战略信息对抗”时，非常露骨地阐释了信息战的目的：“营造冷漠不道德的氛围以及对文化遗产的消极态度……挑起社会政治及宗教冲突……对人民反面宣传国家机关的工作并损坏其威信；破坏政府及其他国家机关的国际威信。”借助于好莱坞大片，借助于肯德基、阿迪达斯、耐克等美国打造的国际品牌，这种以文化产品为载体的意识形态渗透正在逐渐侵蚀俄罗斯文化的民族统一性，而且效果不容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