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58年8月，苏联政府才派代表团来北京商谈，鉴于有些工业援助项目的建设规模以及向中国交付设计和设备的期限等在协定中都未作具体规定，1958年9月29日中苏又签订了《关于苏联为中国原子能工业方面提供技术援助的补充协定》(简称《核协定》)，其中对每个项目的规模都做了明确、具体的规定，项目设计完成期限和设备供应期限也有了大致的确认，多数项目的完成期限是1959和1960年。

　　《国防新技术协定》标志着苏联帮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方针出现了突破性转变，从此，苏联真正开始向中国提供原子弹和导弹研制方面的技术装备援助。《国防新技术协定》和《核协定》是中苏在核武器研制方面合作的一个里程碑，从此，中国的原子能工业“进入了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的新阶段”。

　　中苏之间签订的6个协定，使我国核工业建设有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在核科学技术研究、核燃料工业以及在人才培养与使用数据等方面，苏联给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帮助。在1957年年底和1958年，苏联对中国原子弹和导弹研制方面的援助比较顺利。苏联根据协定向中国提供了几种导弹、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的实物样品，交付了导弹、原子能等绝密技术资料，派遣了有关的技术专家来华。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有关方面熟悉和掌握尖端武器的研制情况及技术。1959年是中国核武器大发展的一年，核燃料生产与核爆炸研制两个系统齐头并进，形势喜人。

　　聂荣臻坦率地指出，苏联的帮助，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起步工作发挥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在导弹研制和试验基地建设等方面，加快了中国的前进步伐。在此基础上，中国开始了“消化资料、研究设计和试制工作”。

　　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合同终止对中国的核援助

　　苏联的技术援助，对中国核工业建设的起步起到重要作用。但是，苏联的核援助并非是无保留的，从一开始就是有限度的，最主要的是尽量不提供军事应用方面的援助。随着中苏两党出现政治分歧，并进而扩大到国家关系的恶化，这种局部限制就演变为全面断绝援助。

　　早在1957年10月进行国防新技术的协定谈判时，苏联就拒绝向中国提供研制核潜艇的任何资料。在核武器方面，虽然协定规定苏联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但事后苏方却以种种借口拖延不给。就在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全面发展之时，中苏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分歧导致莫斯科延缓以至最后停止了对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援助。

　　1958年上半年，中苏在核政策方面采取了互相配合的方针，但此后双方的政策性分歧日益扩大。在具体工作中，中国有关方面继续坚持要求苏联方面执行已经签订的合同。然而，在1959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中苏领导人之间发生激烈争吵以后，苏联对中国有关国防新技术方面的一切要求，都做出了明显冷淡、拖延或拒绝的反应。

　　1959年6月，苏联首先在原子能研究方面撕毁两国协议，撤走专家，并扬言说：“离开我们的帮助，你们15年也休想搞出原子弹。”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事实上，在中国国防尖端技术部门工作的苏联专家，在上述照会之前就已经开始奉命提前回国，到1960年8月23日，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回国，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随后又停止供应一切技术设备和资料。

　　由于苏联单方面撕毁协定和合同，突然撤走全部专家，并停止供应设备材料，给我国核工业建设留下一批半截子工程。这不仅在工程设计、专用设备制造、新型材料供应以及生产准备等各方面，给我国核工业带来了很大困难，严重地影响了整个建设的进行，而且也使我国在经济上受到很大的损失。

　　苏联毁约停援后，中国核工业建设进入全面自力更生的新阶段。赫鲁晓夫违反协定的做法不仅使中国领导人感到十分气愤，而且更加激发了中国人独立研制核武器的决心。从1960年9月到1964年10月16日，我们仅仅用了四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建成了铀—235生产线，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使中国成为一个有核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967年6月17日，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两弹”爆炸中间仅隔两年零八个月，快于苏联、英国和法国。“两弹”是在引进增强了自力更生的能力基础上，依靠我国自己的力量搞出来的。

　　尽管赫鲁晓夫撕毁合同、撤退专家，给中国的核工业发展和尖端武器研制造成了极大困难。但是，历史是不能抹灭的，苏联的援助对于中国核工业基础的奠定和基本框架的形成，以及原子弹和导弹的研制，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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