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资讯网莫斯科编发：俄罗斯《军工信使》周报日前文章 题：军队抗疫（作者 康斯坦丁·西夫科夫）

    这场疫情极端危险，必须采取最为坚决的防控措施。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在不同国家，疫情的蔓延程度及造成的后果迥异。从疫情现状可以得出以下若干重要结论。

    全民动员度高是重要因素

    首先，受疫情冲击最大的是中国、欧洲各国、美国和以色列。主要原因有以下五点：人口密度大、人员流动频繁、拥有现代化的医疗体系、民众珍惜生命并迅速对症状作出反应、冠状病毒的这一变种在一定温度范围内最易存活。其他国家要么人口密度相对较低，如俄罗斯和巴西；要么医疗水平不发达，无法检测出病例；要么民众思维习惯跟价值观特殊；要么因医疗费用问题，限制了患者求医。

    第二，各国医疗机构高效应对病例猛增的抗压能力存在云泥之别。从新冠肺炎的死亡率中便能窥见一斑。对于突如其来的疫情，欧洲各国的医疗体系受冲击最大，尤其是意大利和西班牙，死亡率突破了10％。美国、中国和以色列的医疗能力则要出色得多，死亡率均在4％以下。

    这即是说，在那些自由主义理念最是根深蒂固、全民精神动员难度最大的国家。植根于此类价值观基础之上的卫生保健系统，显然对严峻的疫情危机最为束手无策。而在那些公民的精神动员度极高的国家，例如中国，国家能号令经济，国内卫生保健系统得以表现出极高的疫情防控水准。

    第三项结论跟上一项相关，即国家精英能够将全民族利益置于商业利益，尤其是那些致力于追逐最大化利润的大型企业之上，那么这个国家对此类灾难性事件的应对就最为出色。

    经济应当服务于国家福祉

    第四，要战胜类似灾难，经济应当服务于国家福祉，而非谋求最大利益。将经济利益置于国家的发展及安全利益之上，只会促成不惜一切代价地减少支出，导致每个领域原有的产能储备因为“低效”而被砍掉。殊不知恰恰是这些产能储备，能够在危机爆发后最短时间内被激发起来，迅速强大，以战胜困境。中国便是最好的例子，它正是以此将疫情控制在最初阶段。

    俄罗斯当前的抗疫行动也证明了第四点结论。倘若观看来自战疫前线的新闻，不难发现正是国防部在发挥着即便不是首要，也堪称关键性作用。我们的军队对标“中国工期”，正在兴建16座新诊疗中心，其中8处在月底前即可投入使用，从地域而言几乎覆盖了整个俄罗斯，另外8处将于5月中旬开放。

    驰援因疫情而风雨飘摇的意大利的也是我国军人。俄军拥有快速应对疫情的最强大实力。原因在于我们不是将经济利益，而是将在最危险情况下保证执行任务奉为一切行动是否合理的首要评判标准。

    极端自由资本主义很危险

    如此一来，我们可以断定，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已高调证明：资本主义，尤其是最极端的自由原教旨主义形式，对于现今全球化的人类社会而言极端危险。20世纪初，各大洲之间的遥远距离对人类的流动形成一定制约，西班牙流感重创的地区、夺走的生命其实相对有限。如今，发达便捷的交通工具将各大洲连为一体，人员的跨大洲高频流动成为常态，即便是新冠病毒这种传播强度并不非常厉害的传染病（流感的传播速度是它的两倍），也能酿成全球性疫情，导致世界经济蒙受巨大损失。倘若此后再暴发新型传染病，其传染速度与季节性流感相当，死亡率跟结核病或是西班牙流感难分伯仲，那将如何是好？

    新冠病毒凸显了迈向更臻完善的社会体制的必要性，这不只是客观的技术层面的需求，更是人类社会得以存续的关键条件。将社会利益彻底置于私利之上，这便是新秩序与当前秩序的区别所在。

    唯有打造多元模式的经济才可行，即私营部门由中小企业运作，至于国家、地区和集体所有制部门，则视其之于全局的重要性而定。此处没有自由市场的一席之地。后者以及它那只“无形的手”应被明确的计划所取而代之，后者建立于就商品的生产及消费规模达成协商一致的基础之上，至少是全国和地方层面。这样的社会秩序可被定义为新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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