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资源较少的国家行动者们（state actors）共同促进了低成本和高影响（low cost and high impact，LCHI）工具的开发与改进。由于俄罗斯不具备能够跟美国直接对抗的军事或经济实力，因此倾向于依靠非对抗性和不对称的手段来抵御美国的常规影响。俄罗斯利用各种工具来实现其不对称信息战，包括由国家资助的全球社交媒体、对西方媒体的控制以及对西方社会的直接游说。

    利用全球社交媒体

    对于原来通过政治、外交途径想要达成却无法实现的目标，克里姆林宫认为利用网络平台则可以实现。无论是注入虚假宣传信息还是从个人账户那里收集数据，这些网络都有可能影响到社会的多个阶层，而且成本效益高、难以归因，可以在任何地点进行访问。

    俄罗斯联邦目前对信息战行动的使用，代表的仅仅是确立了苏联时期现实重塑战术（reality-reinventing tactics）的现代化、互联网时代的版本。在信息时代，俄罗斯分析人士已经认识到，信息技术能够用于将来可能发生的冲突之中。在这些冲突中，不会有明确的战线，而且冲突会在多个维度和领域发生。这些是进入包括信息和宣传在内的技术领域的一种新“种族（race）”。因此，俄罗斯发展了多种信息战能力来增强其影响力，如计算机网络战、电子战、心理战、欺骗行动和社交媒体武器化。

    无论是通过Twitter、Facebook还是YouTube，影响宣传的特别重要手段是把社交媒体作为信息作战和网络战的纽带。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一段关于俄罗斯士兵的YouTube视频曾被传播，随后封禁，标题是“惩罚乌克兰国民警卫队任务——2014年5月3日在克拉马托尔斯克（Kramatorsk，隶属于顿涅茨克地区）附近抛掷尸体”。另一个例子是俄罗斯大使馆的Twitter账户，他们积极使用Twitter宣传不寻常的内容——这是典型的外国大使馆账户不会参与的事情。

    社交媒体中开展的技术含量更高的宣传方法是通过俄罗斯巨魔（Russian troll）行动和僵尸（bots），或称之为克里姆林宫“巨魔军队”来进行，挑拨离间，传播恐惧，影响信仰和行为，破坏社会规则，减少对政府的信任，并最终降低互联网成为一个民主空间的可能性。

    主流媒体常常无法确定评论页面上是否是真实的账户，还是按程序操作的诱饵。从这个角度来看，“每个巨魔预计每天发布50篇新闻消息，拥有6个Facebook和10个Twitter账户，每天发布50条推文。”2014年，Twitter估计只有5%的账户是僵尸；这个数字随着用户总数的增长而增长，现在已经超过了15%。例如，“在第一次总统辩论之后，#TrumpWon标签迅速成为全球头号潮流”。使用TrendMap应用程序，人们很快注意到全世界的标签似乎起源于俄罗斯的圣彼得堡。

    随着未来的冲突在技术和网络领域出现，“谁控制了趋势，谁就控制了叙事——而最终，叙事控制了人民的意志。”这种形式的信息战能力经常被过分简化和低估，因此导致目标受众被现有的漏洞所利用。俄罗斯《军事科学院公报（Bulletin of the 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s）》称：“受害国甚至不怀疑自己受到了信息——心理的影响。这反过来导致了一个悖论：侵略者在受影响国家的人民的积极支持下”，实现了他的军事和政治目标。

    控制西方媒体

    克里姆林宫对“软实力”的特殊定义更多地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有关，在回顾俄罗斯信息战的历史时，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苏联的宣传不像今天这样可以接触到西方的大众媒体。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得以进入西方市场，为在西方购买宣传空间铺平了道路。2011年，俄罗斯在国际宣传上花费了14亿美元，相比前苏联时代大幅增加。西方媒体的开放性却导致自己受制于这种新策略。克林姆林宫已经有效地以极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调整了它发布的信息，以适应世界范围内有选择的受众。实际上，克里姆林宫利用一个非常真实的弱点，即将作为自由民主社会最基本、最珍视价值观之一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扭曲为对其行为的认可。此外，俄罗斯在许多方面将这种新型软实力武器化。

    我们可以在俄罗斯的主要军事著作《现代条件下的信息——心理战（Information-Psychological Warfare in Modern Conditions）》中找到这一广泛战略中的某个版本，包括：·直接说谎的目的是为了欺骗国内民众和外国社会；·隐藏至关重要的信息；·将有价值的信息埋藏在大量信息中；简化、合并和重复（反复灌输）；术语替换：使用意义不明或含义歧化的概念和术语，很难形成对事件的真实描述；介绍有关特定形式信息或新闻类别的禁忌；形象识别：知名政客或名人可以按照秩序参与政治活动，从而影响其追随者的世界观；提供负面信息，这比正面信息更容易被受众所接受。

    这些行动在现实世界中的影响通过几种形式的攻击得到了确认。首先，俄罗斯通过外语新闻渠道以及西方媒体面向世界开展官方宣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政府投资的国际电视新闻频道“今日俄罗斯（Russia Today，RT）”的成立。这个行为一开始是为了提升俄罗斯在海外的形象，强调俄罗斯的积极一面，比如“独特的文化，民族多样性，在二战中的角色，等等”。直到2009年，该频道才从一种防御性软实力工具转变为一种进攻性工具。为了做到这一点，它开始广泛报道西方世界的负面影响，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国身上，主题包括大规模失业、社会不平等和银行业危机。此外，它成为美国阴谋论者明确质疑911袭击、波士顿马拉松恐怖袭击和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出生地点的平台。《经济学人（Economist）》上一篇题为《“今日俄罗斯”走向疯狂（Russia Today Goes Mad）》的文章称，该频道的节目是“构建怪异的宣传”，其特点是“对疯狂阴谋论的嗜好”。“今日俄罗斯”不是唯一一个由国家赞助的电视频道，其他的媒体机构也参与了企图公然扰乱外国政府政治秩序的行动。

    最近的“丽莎事件”（Lisa Affair）是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制造混乱和传播虚假信息的一个例子。2016年夏天，一名13岁的俄罗斯移民在德国东部声称被一群“移民”强奸。由俄罗斯政府资助和执导的英语电视台“第一频道（Channel One）”在当地政府尚未证实这些指控之前，就开始报道此事。几天后，经过警方的询问，这个女孩承认事件是捏造的。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和社交媒体网站随后指责德国警方掩盖了这起袭击事件，俄罗斯族人立即走上街头要求“公正”，极右政治团体也利用这一事件发表反移民言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Sergey Lavrov）出席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暗示当局掩盖真相，从国家电视台到俄罗斯外交部，开启了煽动政治不稳定的进程。

    第二种形式的攻击是利用西方报纸。一种方法是通过购买出版物中版面来操纵西方读者。由俄罗斯提供每月一次、长达八页的《头条以外的俄罗斯新闻（Russia Beyond the Headlines）》，附加到有影响力的西方报纸，包括《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每日电讯报》（英国）、《费加罗报（Le Figaro）》（法国）、《共和报（Repubblica）》（意大利）、《国家报（El Pais）》（西班牙）和《南德意志报（Suddeutsche Zeitung）》（德国），还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目前正在洽谈。迷惑读者的两种主要策略包括：首先，通过“调整文章的内容和风格，以符合他们‘批判’式的西方思维”，来缓解认知失调。这些“批判”文章永远不可能发表在它们的母报《俄罗斯日报（Rossiyskaya Gazeta）》上；它们唯一的作用就是给克里姆林宫树立“自由”的形象。第二种方法是运用传播学的两步流动理论（two-step ow of communication theory），即通过大众传媒向公众提供的信息不是直接广播，而是通过意见领袖间接传播的。为了做到这一点，（俄罗斯）在外国购买了一些报纸，试图创建受欢迎的、极右翼的、对克里姆林宫友好的出版物。购买这些报纸并无经济动机，必须强调其背后的战略原因。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俄罗斯寡头亚历山大·普加乔夫（Alexander Pugachev）的儿子在2009年收购了法国濒临倒闭的《法国晚报（France-Soir）》。尽管收购最终在2012年失败，但它成功地改变了极右派民族主义者、反欧盟、反北约和亲普京政党——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领导的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的形象。一个更令人不寒而栗的例子是俄罗斯寡头、前克格勃中校亚历山大列别捷夫（Alexander Lebedev），他曾在苏联驻英国大使馆做卧底工作，于2009年和2010年购买了两份亏损的英国报纸。这是“英国新闻界历史上令人震惊的时刻，也是外国情报机构前成员首次拥有英国头衔”。

    游说西方社会

    俄罗斯商人一直试图慷慨资助西方政客或政党的活动，鼓励在海外削弱民主，增加政治影响力。利用西方民主国家已经存在的弱点，例如“缺乏严格法规监管的政党资金”，组织公开和隐蔽的游说。这些行为与腐败一样，都具有特别高的风险。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购买具有精英政治影响力的舆论集团“俄罗斯的保守党朋友（Conservative Friends of Russia）”。这个倡议于2012年8月提出，得到无数保守党议员和英国政府的保守党支持。他们甚至被邀请至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进行为期10天的访问，出席了多场庆祝晚宴，“会见了政客普京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United Russia Party）。他们的旅行是由俄罗斯侨民与国际人道主义合作事务署提供的,这是克里姆林宫新的软实力组织”。另一个策略是在“橙色革命”期间，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团体所扮演的中心角色。这种策略被用来支持现有的非政府组织建立自己的“反革命”意识形态，并利用自有品牌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通过智库、圆桌会议和研讨等形式输出。其中的例子包括通过秘密渠道，为亲俄罗斯的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如独联体国家研究所（Institute of CIS Countries）、俄罗斯世界（Russian World）等。

    一条来源于俄罗斯的消息清晰地总结了这个想法：“倾向于利用国外非营利、非政府组织，能够更好地帮助实现混合操作要达成的目标。它可以在外国的规则下，利用超越俄罗斯联邦的能力，把成员从争议地区的居民和政治目标中挑选出来。主要的做法包括怀疑当前政府机构，损毁公共执法机构、委员会（尤其是武装部队）的声誉，收购大众媒体进行信息作战并辩称保护民主，提名参加地方政府选举并渗透到民选政府当局。”

    最后的策略是招聘西方游说公司提高克里姆林宫在海外的形象。虽然这种策略对于政界来说不是一个新的做法，但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赋予了其新的内涵。克里姆林宫发现财富使它能够接触到最具声望的游说公司，而且开展游说“需要拥有必要的知识，因为他们经常雇佣前政治家、大使和其他高级官员，私人能够建立起直接访问政府的圈子。”

    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是一个著名的说客，受到克里姆林宫的青睐与普京的钦佩。主动回避质问关于民主和人权的问题，使他成为普京眼中的优秀“资产”。基辛格的私人游说公司叫做基辛格协会（Kissinger Associates），在2009年发表了一份报告，影响了当时奥巴马总统的外交政策，特别是与俄罗斯的关系。以下摘录报告的部分内容：“美国的基本目的不是维持北约的长远未来以及欧洲中部国家的参与，无论多么宝贵的美国政策工具在欧洲的北约都会过时。美国应该停止指责俄罗斯人权和民主标准的缺失。民主发展的问题应该是提高非对抗性和无威胁的手段”，因为俄罗斯“对任何表象上的干涉国家内政行为非常敏感。”这份报告中关于美俄的公、私关系，总的来说完全是建立在一个亲俄情绪的平台上，读者很容易相信这份报告是由一个克里姆林宫的专家或普京自己写的。

    另一个受雇于克里姆林宫的西方说客是总部位于纽约的凯彻姆公司（Ketchum），于2006年被雇佣。他们一直试图改善克里姆林宫的形象，即使经过格鲁吉亚战争或吞并克里米亚等事件后已经处于历史低位。尽管遭受批评不断，它仍帮助提升俄罗斯对投资者的吸引力，这意味着“帮助他们伪装所有的问题，降低对人权、周边国家侵略的关注度，等等”。2013年9月，普京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高度政治化的专栏文章，凯彻姆扮演了主要角色。我们也可以把这一举动分类为通过西方报纸展现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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