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黄制夷

　　为了更好地对俄禁运，乾隆皇帝在当年(1789)派遣钦差大臣松筠，对出口俄罗斯大黄进行全面调查。

　　松筠的结论是：“俄罗斯多食鱼，须大黄以解鱼毒。特派头人，收买大黄散给属下，官卖济终。恰克图贩卖大黄者，独有一家系青海回民，俄罗斯最为信服，他商贩此勿能售也。”(《绥服纪略》)

　　松筠的信息充满了错误。早在1700年之前，伏尔加河与奥卡河流域的渔产就已经枯竭，畜产也不多，绝大多数俄国人的主食是谷物，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松筠所谓鱼毒的信息，不知从何而来。至于俄罗斯政府对大黄实行的专卖政策，也已经于7年前(1782)废止，大黄不再是足以招来死刑之祸的专卖品。

　　虽然错了，但对大黄的彻底禁运，立即产生了效果，这令很多人都不会质疑松筠的调查。他们也因此坚信，大黄禁运，实在是中国应对俄罗斯、甚至所有洋人们的有效武器，俄罗斯“国虽强大，实因此(大黄)制其生命。”

　　对俄禁运的效果，来自于乾隆全面控制大黄的出口。考虑到“俄罗斯接壤西洋，恐其向西洋各国转贩大黄”，乾隆下令：欧美各国每年只能获得采购500斤大黄的配额，甚至，连暹罗(泰国)、安南(越南)、琉球等藩属各国，也受到同样配额的限制。边境控制难度颇大的台湾与海南两岛，也只能每年配用500斤。

　　1805年，嘉庆皇帝在处理偷偷前往广州贸易的俄国船只时，要求今后俄国人不得从海路贸易，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考量，就是担心开放海路贸易的话，会减弱大黄对俄的制约作用。

　　对欧美商人采购大黄实行配额制之后，欧美商人曾经写信恳请，明确表示大黄关系到民生问题。吊诡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清国却将大黄看作是仅仅针对俄罗斯的贸易杠杆。而实际上，自1792年开始，英国就是中国大黄的主要买主之一，只是其多从“行商”之外的中国商人处采购，大约与其庞大的茶叶采购量相比，过于渺小，容易被忽略。1793年，在接见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后，乾隆皇帝给英国女王写了一封信，提到天朝无所不有，而英国所需则需要茶叶、瓷器、丝等，信中没有涉及大黄。1816年，英国另一使团阿美士德使团来访，湖广总督、原广东巡抚、曾有长期对英外交经验的孙玉庭正好在京陛见，嘉庆皇帝与他谈及英国，孙玉庭说：“西洋诸国之需茶叶，亦犹北边外之需大黄。”直到后来百龄接任两广总督，对来粤贸易的英船进行调查，才得出结论，认为大黄与茶叶一样，对英国人都重要，“可制英夷于死命”。自此，大黄作为“武器”的战备作用，便与茶叶看齐，扩大到了对付整个西方。

　　1838年，鸦片战争前，江南道御史周顼上奏：“查外夷于中国内地茶叶大黄，数月不食，有瞽目塞肠之患，甚至不能聊生。视鸦片之可用药解，除其为害之轻重悬殊也。内地人民不尽食鸦片，而茶叶大黄为外夷尽人所必需，其取用之多寡又悬殊也。乃外夷以无用害人之物，尚能遥执中国之利权，岂中国以有用益人之物，而不能转移外洋之银币。”建议效仿西方人对鸦片的操纵，利用大黄与茶叶，反制西方。

　　此时的大清国，不少人对此是有同感的。琦善也说：“夷地土地坚刚，风日燥烈，又每日以牛羊肉磨粉为粮，食之不易消化，大便不通立死，每日食后，茶叶、大黄便为通肠之圣药。”道光皇帝表示，如果英国人“日后再有反覆，即当示以兵威，断绝大黄茶叶，永远不准交易，俾冥顽之徒知所傲惧”。

　　“茶叶制夷”、“大黄制夷”，终于成为大清国国防战略的重点之一，甚至超过了“枪炮制夷”。

　　英美变“池鱼”

　　中俄冲突，恰克图关闭，对于欧美来说，除了无法大量获取大黄之外，其余影响不大，甚至，还有利好消息：因为少了俄国人的竞争，其出口中国的主要商品毛皮的价格得以上扬、销量得以提升，英美商人利润增加，粤海关则得到了更多的税收。

　　美国人的统计资料表明，1788-1792年间，广州的毛皮价格上升了20%。俄罗斯在美洲殖民地开设的俄美公司(类似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1800年的报告中感叹：“大量皮货经多次转手输入广州，由这里运销全中国，使我们在恰克图的便宜买卖大受打击，最后很可能关税枯竭。美国人说，恰克图闭市使他们受益，皮价可以抬高两成。”

　　在恰克图闭关期间，广州的关税收入也大为提升。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两广总督福康安向中央报告，比照乾隆四十一年(1776)、四十二年(1777)，广州的关税每年增收53.91万两(折合人民币1亿多)。乾隆皇帝却敏感地发现，这其中或许暗藏玄机，他在1791年1月3日(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廿九)的批示中指出：“税银不应比较盈余，多至五十三万九千余两。朕闻外洋夷地，与俄罗斯相连。近年俄罗斯因未通贸易，北边一带稽查严紧，私将海龙(即海獭)、黑狐等项皮张货物，由洋船贩至广东售卖，恐该关税课充盈，或由于此。”

　　乾隆皇帝嗅出了恰克图与广州之间的贸易消长关系，以为毛皮生意的背后都是俄罗斯人。因为，俄罗斯人是毛皮的最大供应商，必须防止他们通过欧美商人为掩护向中国出口毛皮，套取大黄。乾隆一心要通过贸易禁运的武器，打掉俄罗斯的嚣张，因此，他指出：“俄罗斯需用内地大黄茶叶等物，刻不可离，若私贩皮货至粤，自必易换该国必需之物，透漏出洋，是名为闭关，仍不能全行禁绝。”他随即下令：“著传谕福康安等，于粤海关洋船进口时，严密稽查，有无前项情弊，如贩有海龙等物，务须严行查禁，毋任稍有偷越。”

　　至此，对俄的贸易禁令，扩大到了广州，到1791年3月13日，干脆下令禁止一切毛皮生意，这“误伤”了不少英美毛皮商人。英美人评价说：“中国人仿佛置身对俄战争一般，以为禁止毛皮贸易将极大地伤害到俄国”。

　　与之后的鸦片生意一样，政府的禁令其实成为官员们寻租的好机会。在毛皮贸易被完全禁止的一年多时间里，走私猖獗，真正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待到禁令废止，英美商人、尤其是美国商人，发现自己迎来了毛皮贸易的春天：走私所拓展的市场，令英美主导的广州毛衣贸易，足以抗衡俄国人在恰克图的毛皮贸易，并迅速超越。

　　据美方资料，自此到1830年代，美国总共给广州输入的毛皮价值，高达1500-2000万美元(折合如今30-40亿人民币)，中国高端人群对于奢侈品的酷爱和强大购买力，成为年轻的合众国的经济“加油站”。

　　恰克图质监

　　除了贸易禁运之外，中国的产品质量，也是令俄罗斯人头疼的事。

　　大凡与大清国做过生意的外商，无论英国人还是美国人，都曾经为茶叶的品质而头疼。中国茶叶的品质评定，是一项经验密集型的工作，一般的商人很难胜任；而且，茶叶交易的批量都很大，根本不可能逐箱检查，以次充好、以少冒多的情况的确常有出现，甚至成为中外商人纷争的焦点，起诉到美国法庭的多起扯皮官司，多是中国商人抱怨美国人拖欠货款，美国商人则抱怨中国茶叶质量低劣。

　　相比广州，恰克图离中国南方的产茶区，距离更为辽远，运输难度也很大，茶叶的质量风险自然也大大增加。

　　当然，买家也从来不是傻子。不少美国商人愿意接受低质茶叶，是因为中国商人给了他们期限不短的赊账期，风险不再，也就装傻，赖账时还可作为一个理由。但在恰克图的中俄贸易，严禁现金交易，必须以货易货，俄国商人的聪明也得到充分发挥，“把铅缝到毛皮兽的爪子上，用曼加泽亚的兔子暗中替换白狐，将带条狐尾的兔子顶替狐狸出售等等”，也并不鲜见，“俄国商人的欺骗本事比中国人也逊色不多”(西林： 《十八世纪的伊尔库茨克》)。恩格斯也曾说过：“俄国人在进行低级形式的贸易，利用有利情势和玩弄与此紧密相连的欺骗手腕方面，都具有几乎无与伦比的本领”，“无怪乎彼得一世早就说过，一个俄罗斯人抵得过三个犹太人。(恩格斯： 《论俄国的社会向题》)

　　其实，在缺乏制度制约的前提下，无商不奸本就是超越种族的，也可算是丛林状态下的商业博弈，广州口岸极为猖獗的鸦片走私和跨国高利贷，就是典型的例证。相比广州，恰克图的中俄奸商们并没有太大的空间，这与中俄两国政府在此地建立的相当严密的制度约束有关。

　　恰克图贸易的原则是“以货易货”，整个市场分成中俄两部分，一般是中方商人先到俄方一侧看样、谈价，价格一般都是以茶叶或丝绸为交换物，谈拢之后，再到库房点货，一同封存确定的货；接着，双方一起到中方一侧看货、谈价、点货、封存，俄方派人留守。而后，俄方派人将中方选好的货送到中方一侧，先行验收交割，俄方再带着选好的中国货返回俄方一侧。

　　显然，这种极为原始的交易模式，不可能容纳过多的市场参与者，双方在开始都实行市场准入制，商人们必须通过政府审核才能拿到许可证，后来俄方虽然放开了准入，但恰克图的俄商已经形成了6个比较大的集团，市场的稳定是他们最大的利益所在。

　　中俄双方都在恰克图派遣了高级别官员，管理商务及治安。在商人中，两国都推行行会式的管理：中方“将城内所有货物按帛细、布匹、绒线、细清茶、粗茶、草烟、糖果、瓷器等八类分行，选良善殷实者为行头，与众商会同估定货价”；俄方也将商人分成了等级，由一个“头儿”(巴夏)率领，他的职责就是制止舞弊，纠正不法行为，监督交易过程，调解纠纷。

　　相对来说，中国方面总是认为外交无小事，事事关乎“天朝体面”，对华商的管理更为严苛，比如要求“任何人不得与俄商发生任何口角，即使事后证明他没有错，也应关禁闭十天。”

　　这些或许在有意无意间为恰克图打造了一个法制环境，减少了商人们的出轨机会。

　　俄罗斯低头

　　多管齐下之后，俄罗斯立即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毛皮无法出口，大黄、茶叶等无法进口，税收大幅下跌——毕竟，恰克图提供了俄国国库高达15-20%的收入。此时的俄国，虽然有大臣如波丹金王爵等，认为只要率一点军队，即可打遍中国。但是，面对着与土耳其、瑞典等国的战争，俄国官方并不愿意在东方与中国兵戎相见。美国史学家Joseph Fletcher认为，俄国最为担忧的是英国对华贸易的持续增长，将对俄国构成威胁，因此，希望尽快与中国达成贸易和解。

　　1792年，中俄两国于1792年2月19日签订了《恰克图市约》，俄国接受了中国的全部要求。这是中俄之间第一个以边境贸易为内容的条约，不仅结束了此前8年的“闭关”，也结束了此前64年的中俄贸易的混乱局面。

　　在这场长达8年的贸易战中，自“将军”大黄加入后，僵局迅速突破，中国似乎获得了完胜。清代史家赵翼总结道：“(因俄罗斯)有数事逾约，上命绝其互市，禁大黄勿出口，俄罗斯遂惧而不敢生事……天若生此二物(茶叶、大黄)为我朝控驭外夷之具也。”(《簷曝杂记》)药中“将军”大黄，居然真地被当作了应对外敌的“将军”。

　　随即，广州港的毛皮禁令也于6月1日被取消，英国人认为：“中国人对毛皮的需求是如此旺盛和普遍，他们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个错误(指禁止毛皮生意)”。

　　自此，恰克图适时地成了一个“乖孩子”——此前似乎从不遵守条约的俄国，在经历了多次的贸易对抗后，变得安分起来，恰克图因此进入了一个长达66年的稳定发展期，并最终成为“西伯利亚的汉堡”和“沙漠威尼斯”(曼考尔《俄国与中国：1728年前的外交关系》)。

　　1835-1840年，俄罗斯经济学家瓦西里·帕尔申到访恰克图，那时的恰克图已经有着相当的规模。他在游记《贝加尔边区纪行》中记载说，中国那一侧的“买卖城”，“给人的头一个印象是非常好的。首先看到的是一条狭窄的街道，街道的两侧全都是不太高的木房，看起来像石砌的，具有完全独特的建筑样式，类似一排排的商场，都有门通街。……买卖城的西北部有一座庙宇(关帝庙)巍然耸立，许多屋顶上有张着大口的奇怪形状的巨龙。”俨然是广州城里那些靠近黄埔港的街市。

　　这位经济学家感慨说，中俄之间的贸易，改变了西伯利亚地区原有的封闭与落后，“一个恰克图抵得上三个省，它通过自己的贸易活动将人民的财富变成宝贵和富有生机的液汁，输送到西伯利亚。”

　　马克思也说：“由于这种贸易的扩张，本来只是俄国边境以内一个边疆要塞和市集地点的恰克图，已经发展成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它已经被选来作为那部分边区的首府，光荣地驻上一位军事司令官和一位民政官。同时，为了传递公文，相距约九百英里的恰克图和北京之间，最近也建立起直接的定期的驿站联系。”(1857年《俄国和中国》)

　　南有广州、北有恰克图，大清帝国留下了两个通气口，体验着世界的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