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是中国最重要的邻国，中俄关系也是大国关系中最好的榜样。梳理20年的俄罗斯外交政策，对于准确判断俄罗斯外交走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对中国的外交战略也至关重要。叶利钦主政时期的地缘政治选择与外交政策调整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地位下降。1991年12月25日，苏联正式宣布解体，俄罗斯联邦成为苏联国际法意义上的继承者。俄罗斯依然是世界上领土面积第一大国，但其国际地位非昔日可比。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认为，“苏联是一个有全球利益的超级大国，而俄罗斯则是一个有区域利益和文明利益的主要大国。”

 

　　这种判断与俄在独立后经济实力下降有关。独立之初，俄罗斯搞经济体制改革，在总理盖达尔和第一副总理丘拜斯领导下，从1991年底开始，按西方的“药方”加速俄罗斯私有化进程。但通过股份制的改革与股份交易，私有化“休克疗法”的结果是培育了金融寡头，国有资产大量流入苏联时代的厂长、总经理、总会计师、总工程师阶层。1993年10月，总统府与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斗争导致发生“炮打白宫事件”，最终结束议会与总统争权的局面。国内政局动荡导致国家的经济实力严重持续下滑。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下降40%，国内投资下降70%。原俄罗斯副总理、第二任国有资产委员会主席波诺瓦诺夫在1995年向政府提交总结私有化成果的报告，承认俄私有化“犯了方向性错误”。

 

　　私有化既没有解决经济上的收入、效益等问题，也没有解决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而是财产争夺，培育了金融寡头，“诱发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损害了经济和国家安全”。

 

　　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大辩论。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演变与俄罗斯的国力下降、外交指导思想演变具有内在联系。俄罗斯在独立后曾经进行外交政策的大辩论，其代表性的外交战略主张分别为大西洋主义、欧亚主义和斯拉夫主义。大西洋主义的实质就是将俄罗斯的发展与大西洋两岸的欧美国家绑在一起。欧亚主义认为，“深入人心的东正教信仰和广泛的西方影响都不能准确地定义俄罗斯的身份”。

 

　　他们强调，俄罗斯是独一无二、地跨欧洲和亚洲领土的国家，具有两大洲的文明。斯拉夫主义是产生于18世纪中欧国家的一种思潮，当时中欧捷克等国隶属于奥匈帝国，把本民族的解放寄托于沙皇俄国，将俄罗斯视为拜占庭帝国和东正教的继承者。斯拉夫主义在苏联解体以后复活，不外乎是强调俄罗斯是具有自己传统和文化的国家，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

 

　　俄罗斯将大西洋主义作为外交实践指导思想的时间是1992年至1993年一个很短的时期，希望西方国家帮助俄罗斯实现经济与社会的转轨，其代表人物是时任外交部长科济列夫。这一时期俄罗斯外交政策典型特点是短暂的向西方一边倒。而这一时期以普里马科夫为首的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则抨击俄外交政策完全倒向西方，与俄罗斯外交部提出完全不同的政策构想，即主张恢复强硬的大国外交，对西方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和北约东扩采取强硬回应措施。1993年4月23日，俄罗斯284号总统令批准了第一个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标志着将倒向西方政策调整为东西方平衡的双头鹰政策。

 

　　俄罗斯面临北约东扩的压力。对待北约东扩，俄罗斯有一个明显的政策变化。1993年叶利钦访问波兰，对于波兰加入北约，叶利钦曾表示不持反对态度，认为这是波兰的内政。不久，由于国内军方和安全部门的反对，俄罗斯外交政策在北约东扩问题上出现变化，即把北约东扩看作是对俄罗斯战略空间的挤压，但对欧盟持欢迎态度。俄自身定位为欧洲国家，要融入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希望借西方力量实现经济转轨，但西方是口惠而实不至。俄罗斯人对美国非常不理解，“中国是一个奉行列宁主义的国家，但美国依然对其进行大规模投资，而对已经改弦更张的俄罗斯，美国的投资却少得可怜”。

 

　　面对北约开始的渐进东扩计划，1994年，北约推出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俄参加了这一机制。在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协调下，北约与俄的互动机制从19+1变成20国机制，表面提升了俄的地位，但双方战略分歧依旧。1996年4月，叶利钦总统在同江泽民会谈时明确表示，俄罗斯坚决反对北约东扩，北约东扩会导致欧洲分裂。

 

　　俄美存在无法弥合的原则分歧。首先，俄美两国在对未来世界体制的观点上有着实质性的区别。美国认为，冷战后的世界是单极的，而俄罗斯的立场与中国相近，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应该是多极的，应当依靠国际法和多边机制，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机制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其次，在国际热点问题、如伊朗和朝鲜核问题，俄罗斯与美国表现出合作，要求两国放弃开发核武器、密切与国际社会合作。俄主张，各方应真诚地、负责任地谈判，阻止美国把国际社会拖入更大规模的危机。第三，在中东和平进程中，俄罗斯也没有如冷战时期那样，支持阿拉伯世界反对以色列，而是承认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并存的现实，继续支持巴勒斯坦和平建国路线。第四，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以来的局势同样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因此在伊拉克武器核查问题上，俄罗斯表现出与美国不同的立场。在独联体问题上，叶利钦既想维护俄罗斯在独联体的老大地位，又想急于融入欧洲，又把中亚国家看作是包袱。俄自身也没有实力援助中亚国家，听凭其中亚五国自身选择和市场摆布，但在安全上要保持俄南部的安全环境。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的朝核问题上，美俄显示立场博弈。1994年朝核第一次危机时，美朝双方正为处理核反应堆争执不下，俄罗斯立刻表示愿为朝鲜提供轻水反应堆。

 

　　叶利钦总统重视对华关系。正是在冷战后的国际形势大背景下，中俄关系出现三级跳。1992年2月，中俄双方先后批准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3月，科济列夫外长访华，同钱其琛外长互换批准书。9月，叶利钦总统签署总统令，以法令的形式重申并确认俄罗斯只承认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12月，叶利钦总统访华，双方签署包括联合声明、军事谅解备忘录在内的20多份政府间文件，宣布边界相互撤军，结束敌对状态，建立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的关系，实现了中苏关系正常化后向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两国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关系确定，标志中俄关系已经进入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1993年双边贸易额达到空前的76.8亿美元。1994年9月，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双方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双方签署《中俄联合声明》和《关于不将本国战略导弹瞄准对方的联合声明》等重要文件，两国外长签署了《中俄国界西段协定》。至此，两国4300公里边界中的98%得以解决，两国边境成为和平稳定发展的地区。1992年12月叶利钦访华和1994年9月江泽民访俄为双方互利、睦邻、稳定和长期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1995年，江泽民出席俄罗斯举办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庆祝活动，叶利钦提出双方要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这一目标。

 

　　1996年1月9日，普里马科夫被任命为俄联邦外交部长，结束了大西洋主义对俄罗斯外交的支配地位，俄外交政策调整为“重振大国地位”的全方位外交，明显加强对亚洲国家政策，也更为重视对华关系。1996年4月，叶利钦再次访华，在飞机上审阅两国外交部门经协商并已准备好的《中俄联合声明》文件。他提出修改意见，将俄中关系定位为“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协作伙伴关系”，中方表示赞同。这次访问形成的《中俄联合声明》宣布，将中俄建设性伙伴关系提升到平等互信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在各个层面保持对话与沟通。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在上海签署边境地区军事互信的协定。1996年7月，叶利钦在第二轮选举中获胜，江泽民主席立即发去贺电。1997年4月，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期间，双方发表《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对冷战后的国际形势阐明了两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看法，在国际舞台产生重大影响。叶利钦对双边关系充满期待，对双边贸易却并不满意。1995年双边贸易额是55亿美元，1996年为69亿美元。他在1996年就提出双边贸易额1000亿美元的目标，但在他任期内没有实现。1998年，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俄罗斯经济出现空前的困难。在俄经济低迷的背景下，中俄双边贸易额降至54.8亿美元，1999年也只有57.2亿美元。2000年才开始回升增长。

 

　　科索沃战争暴露了俄外交软肋。科索沃战争期间，中俄在国际问题上的合作非常密切，俄罗斯在美国战略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上态度非常明朗，全面支持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行动。但是，俄罗斯实际上已经无力援助自己的传统盟友南斯拉夫。1999年，眼看北约就要主控科索沃战后局势，俄第76空降师一队200名伞兵突然出现在科索沃首府普里斯蒂纳的机场，并派出两艘军舰到爱琴海，以显示对南斯拉夫的支持，为俄罗斯在处理南斯拉夫问题时的地位赢得了一席之地，此事令叶利钦相当欣慰。但在科索沃战争后，科索沃从塞尔维亚事实分离，俄最终还是撤走了伞兵部队和两艘军舰，默认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南斯拉夫的肢解。科索沃战争是俄美关系在上个世纪末紧张的一个主要因素。而在科索沃战争后，俄罗斯面临北约东扩的第一批苦果。北约成立50周年之际，波兰、捷克、匈牙利在纽约被吸收加入北约，成为第一批东扩的成员国。俄被迫吞下这一苦果。面对国内外局势和自身身体状况，1999年12月底，叶利钦访问中国后不久，就宣布提前半年辞去总统职务，由时任总理普京任代总统。

 

　　纵观叶利钦总统第二届任期内，无论在科索沃危机、伊拉克武器核查、伊朗核问题上，还是在以巴关系等传统国际热点问题上，俄都力图发挥独特作用，但显示出实力下降、力不从心的态势。经过10年的震荡，直到1999年，俄经济停止下跌，开始恢复性增长，俄外交才逐渐显出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