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俄罗斯著名学者弗拉基米尔·波波夫2010年2月为“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UNU－WIDER)撰写的工作论文，原题为《漫长的通往常态之路上的俄罗斯》。中俄资讯网特转载于此。

      波波夫指出，俄罗斯转型绩效低下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制度能力孱弱；对自由选举的片面追求不仅没有使俄罗斯确立民主制度，反而使其成为了一个“非自由民主”国家。波波夫还比较分析了一些典型国家制度的生成与演进史并预测了俄罗斯经济的长期走向——俄罗斯将和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一样，成为一个“正常的”(normal)发展中国家：孱弱的制度体系、较低而又起伏不定的经济增长。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一、俄罗斯是一个“正常”国家吗?

　　俄罗斯在2008－2009年的世界经济衰退中遭受了比其他国家更为严重的打击。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的油价暴跌和资本外流，2009年俄罗斯GDP下降了9％，既高于美国的2％、欧洲的4％和日本的5％，也远远高于没有经历衰退的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官方公布的增长率为8％、印度为6％。

　　1989－1998年，俄罗斯曾经历了转型经济衰退，GDP下降到1989年水平的55％。1999－2008年，俄罗斯经济以大约年增7％的速度恢复，接近了衰退前最高的1989年的水平。如果运气不错，2011－2012年俄罗斯的GDP将超越1989年的水平；即使这样，俄罗斯在这两个“失去的十年”中生产也没有增长。

　　2005年，安德烈·施莱费尔(Andrei Shle，ifer)和丹尼尔·特瑞斯曼(Daniel Treisman)发表了题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的论文，将俄罗斯与巴西、印度、土耳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认为，从犯罪活动、收入不平等、腐败、宏观经济不稳定以及其他典型第三世界国家的弊病分析，处于中间水平的俄罗斯远非最差。简言之，俄罗斯是一个正常的发展中国家。

　　苏联是一个“反常的”(abnormal)发展中国家。它第一个将人类送人太空，它在科学和文学领域拥有大约20位诺贝尔奖得主，目前全世界40位健在的菲尔兹奖。获得者中有8位来自人口不足世界5％的前苏联；苏联还拥有发展中国家最好的免费医疗保健体系和教育体系、低度的收入不平等和相对低的犯罪率以及腐败。1965年，尽管苏联人均收入仅相当于美国的20％－25％，但70岁的预期寿命仅比美国少两年。

　　20世纪90年代，向市场经济转型导致了苏联国家瓦解，从卫生保健到法律秩序，所有公共物品的供应急剧下降；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影子经济占GDP比重最高估计为10％－15％，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增长到了50％。1980－1985年，在54个国家腐败程度列表中，处于中间位置的苏联比意大利、希腊、葡萄牙、韩国以及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更为清廉；1996年市场经济建立和民主胜利之后，俄罗斯的腐败程度却排在了54个国家中的第48位。

　　同时，俄罗斯的收入不平等大幅度提高。基尼系数从1986年的0.26增加到2000年的0.40，2007年增至0.42。十分法不良指数由1992年的8提高到2000年的14，2007年增加到17。

　　最坏的情况莫过于俄罗斯犯罪活动的急剧增加。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苏联的犯罪活动就逐步上升；在苏联解体后，犯罪活动以空前的速度激增，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短短几年之内，俄罗斯的犯罪率和谋杀率翻了一番，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高的国家。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的谋杀率超过了十万分之三十；而在西方、东欧和其他国家，如加拿大、中国、日本、毛里求斯和以色列，这一比例只有十万分之一到二。除去那些饱受战争摧残、处于崩溃之中的发展中国家，世界上只有南非和哥伦比亚两个国家的谋杀率高于俄罗斯，巴西、墨西哥的谋杀率比俄罗斯低2倍；发达国家中谋杀率最高的美国，这一比率也只有十万分之六到七。

　　21世纪初，俄罗斯由于意外事故、谋杀、自杀等外部原因导致的死亡率已飞涨至十万分之二百四十五。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估算，这一比率是其187个成员中最高的。假定这一比率持续下去，那么2002年出生的人口中每6人将有1人“非正常死亡”。俄罗斯的死亡率从1990年的10‰增长到1994年的16‰，此后一直维持在14‰－16‰的水平。这是真实的死亡危机——历史上极其罕见：一个没有战争以及瘟疫、火山喷发等灾难性事件爆发的国家，短短5年内死亡率增加60％；即使在1950－1953年，这段由于存在着大量劳改农场以及战时营养不良和伤病后遗症导致众多人口死亡的斯大林统治时期，死亡率也不过为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