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深度转型衰退的另一个原因是制度崩溃，东欧国家与前苏联在这一方面的差异非常惊人。就此而论，逆向供给冲击来自国家无力履行传统的征税、抑制影子经济、保障财产与合同权利、维护法律秩序等职能。孱弱的规则执行能力当然无法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也会给企业增加成本负担。

　　转型过程中政府支出的动态过程能够衡量制度能力状况；制度能力的重要性远远胜于改革速度。庞大的政府并不是促进生产的良好保证，其前提条件是政府支出必须有效率基础；但政府支出的急剧下降，也确实是导致制度瓦解、生产下降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不平等以及民粹主义政策的原因。

　　当实际的政府支出下降50％或更多时，在实践上就根本没有机会通过提高机构效率来补偿融资数量的下降，这恰是大多数独联体国家和南部东欧国家在转型之初在很短时期内的经历。其结果是国家保障合同与财产权利、打击犯罪、确保法律与秩序的能力急剧下降。因此，转型成功与否与实施休克疗法还是渐进改革并不是一个故事；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小说”的主要情节，是中欧、爱沙尼亚、中国保持了强有力的制度体系，而另一些国家则出现了制度崩溃；这个故事的90％与国家制度体系力量下降的政府失灵有关，与自由主义的市场失灵无关。

　　准确地说，强有力的制度框架既是渐进式改革在中国成功的原因，也是休克疗法在越南成功的原因；在新的市场制度形成之前，两个国家都保留了强力的威权政体和中央计划经济的制度体系。那些激进式改革相对成功的东欧，特别是中欧国家，很快地形成了强有力的民主政体和新的市场制度体系。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苏联并为其继承者所延续的国家与制度崩溃，是前苏联国家在转型期间经历这场即便不是特别严重但也是特别漫长的经济衰退的根源。

　　换言之，1985－1991年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不是因为他改革的渐进方式，而是孱弱的国家制度能力导致了政府无法控制那一连串相继而来的事件。同样，叶利钦治下的俄罗斯以及其他大多数前苏联地区国家为经济改革付出了昂贵代价也并非因为休克疗法，而是因为用以维护法律秩序、实现可控制转型的制度体系崩溃。事实证明，除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和爱沙尼亚得以部分幸免，前苏联国家的转型非常不幸地在起点上就面对一系列不利初始条件，以及制度退化、民粹主义的宏观经济理念、进口替代等无效率的经济政策。

　　是什么导致了制度崩溃?制度崩溃是否无法避免?这里应该以政治学术语区分强力威权政体(strong authoritarian regimes)——中国和越南以及某种程度上的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强力民主政体(strong democratic regimes)——中欧国家和弱势民主政体(weak democratic re－gimes)——前苏联地区国家和巴尔干半岛国家。前两种政体在政治上是自由的或正在自由化之中，其产权、契约权利等个人权利受到保护，法律与行政框架得以创立；后一种政体尽管民主，但由于缺少强有力的制度体系和执行法律维护秩序的能力，实际上没有真正的政治自由。“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成为了那些在法治确立之前引入差额选举制度国家中的普遍现象。近来东欧和东亚国家正在以已经确立的法治为基础逐步引入民主选举制度；而独联体国家则和拉丁美洲、非洲国家一样，在缺乏坚实法治基础之时引入了民主政治。

　　威权政体国家在逐步建立产权与制度体系的同时，通过政府权威填补了法制空白。经历了民主化的“非自由民主”国家，本要通过剥夺旧的专制工具来保证实现法制与秩序，但最终却没有建立起保护产权、契约以及法律秩序的新民主机制，进而对投资环境和生产造成了毁灭性影响。没有强大法治做后盾的民主化进程，通常都会导致生产暴跌。在个人自由与安全、财产权利与契约权利、公正的法律审判等重要的自由权利尚未建立的条件下，引入差额选举进行民主化是必然要付出代价的。

　　再次，经济绩效当然受到经济政策的影响。在孱弱的国家制度能力无法执行自身制定的规则之时，没有什么经济政策是“好的”。孱弱的国家制度体系通常会鼓励导致高负债、高通胀的赤字预算和高估汇率等民粹主义宏观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对生产造成了破坏性影响。当然，强大的制度能力也并不自动形成可靠的经济政策——苏联解体前常常发生公开或隐性的通货膨胀；比其他前苏联国家拥有更强制度潜力的乌兹别克斯坦和白俄罗斯，也没有表现出更高的宏观经济稳定性。

　　最后，我们考察内生性问题。自由化既影响经济绩效也受经济绩效影响，生产下降可能终止自由化进程。经济扭曲在1998－2005年经济恢复阶段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不复存在，但继续影响着制度体系；自由化的影响则变得积极，也更具显著性。这与之前的判断非常一致——当非竞争部门在转型衰退过程中出局之后，自由化的负面影响就会减少，但制度能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一直存在。

　　一般说来，尽管有一些例外，前苏联地区的国家，尤其是俄罗斯转型的初始条件较差，中央计划对部门与地区统一的资源分配与市场经济完全不同，因而在价格管制解除、资本与劳动力按照市场价格配置之后，大规模的重构改革导致了经济衰退；政府制度能力的下降更使衰退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