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的经济衰退无可避免——起步之前的初始条件和制度体系是外生的；转型初始时期的快速自由化和糟糕的宏观经济政策又必然恶化经济衰退。此外，转型衰退之后的经济前景似乎主要取决于与经济增长绑定的制度能力。或许渐进的自由化可以在扭曲的条件下避免生产暴跌，但又怎样才能保证像中国和东欧国家那样保存下强有力的制度体系?

　　“制造”增长如同烹调一道美味佳肴，所有的调料都要依照正确的比例投放；一味调料投放不当，“化学反应”就不会发生。只有同时满足一系列必要的条件，快速的经济增长才可能实现；而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农业国家的土地分配、强大的国家制度、经济激励，更是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特别关键的要素，缺失其中的任何一种，经济增长都不会成功。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Rodfik)探讨过抑制经济增长的“绑定约束”，这些约束在某些情况下与市场自由程度不足有关，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与国家能力不足、人力资本缺乏和基础设施投入不够有关。

　　20世纪70年代末，除了市场自由度不足之外，中国已经基本具备了经济增长的一切条件；而实现市场自由则比人力资本、制度能力等“调料”更容易满足。即使经济自由化这个看似简单的任务，也仍然需要细心操作。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同样具备类似的条件；虽然苏联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经济增长率下降、预期寿命停滞不前、犯罪率缓慢上升等已经表明其体制已经失去了经济和社会活力，但苏联仍然拥有强大的国家制度和充足的人力资本，奠定了改革良好开端的基础。然而，市场经济改革在中国与苏联(后来的俄罗斯)却产生了迥然不同的结果。

　　为什么经济自由化在中欧运转良好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失灵?言简意赅的答案是，中欧最缺少的那味“调料”正是经济自由化本身，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缺失的不是经济自由化而是政府能力。为什么经济自由化在中国和中欧运转良好却在独联体国家失灵?原因是独联体国家的自由化方式摧毁了社会主义的宝贵遗产——国家能力，而中欧各国的国家能力在转型之中没有受到实质性损害，中国则更是如此。正如后来显示出的那样，转型的诀窍不是自由化，而是不要将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浪费强大制度体系这个共产主义的宝贵成就。尽管中国与俄罗斯以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一样存在着政府开支下降、收入不平等扩大、犯罪率上升等问题，但中国没有浪费那份遗产。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一些以前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如何做到保留其强大制度体系的?另一些以前具有强大制度能力的国家的制度又是如何退化的?为什么东欧和中国在经济自由化过程中成功地保存了相对强大的制度体系，而俄罗斯的国家制度体系却走向了崩溃?答案的一部分是民主化对制度质量的影响。众多学者曾经指出，在国家制度孱弱、法治不足的情况下，民主化将进一步削弱制度、恶化宏观经济政策，进而阻碍经济增长和稳定的民主政体的形成；那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尤为如此。

　　但这些仅仅是答案的一部分。因为“二战”后的日本、20世纪60年代独立后的博茨瓦纳和毛里求斯，给我们提供了鲜有的几个在民主政体下实现经济快速赶超的先例。民主本身也是制度，为什么有些国家在发展的早期接受了民主而其他国家则保留了威权政体?为什么有些国家在短命的民主试验后退回到了威权政体?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解释的问题。再者，威权国家制度能力出现巨大差别的成因也有待进一步解释。

　　阿西莫格鲁(D.Acemoglu)等人曾经用19世纪欧洲主要国家殖民地的移民死亡率作为制度变量工具。他们认为，如果移民死亡率很高，就说明殖民者根本没有试图在当地建立良好的制度体系——在冈比亚、马里和尼日利亚，移民死亡率是澳大利亚、巴哈马、加拿大、香港地区、新西兰、美国的几百倍。他们还认为，由于大部分原住民对危害移民生命的疾病具有免疫力，因而移民死亡率虽然不会直接影响经济增长，但会透过制度间接地影响经济增长。这就是移民死亡率可以解释制度一增长一制度这个内生性问题，并正确判断制度对增长影响的原因。

　　丹尼·罗德里克的观点与此相反。作者检验了地理位置(与赤道的距离)、贸易开放性(贸易占GDP份额)和制度三个影响增长的基本因素。为了恰当地估计每一种因素的贡献，他们与阿西莫格鲁等人一样使用了制度和移民死亡率这两个指标，并将以重力模型(gravitymodels)估算的贸易在GDP中的比重作为贸易开放变量。当给地理位置变量一个与制度和贸易开放变量“公平竞争”的机会之后，结果显示制度变量的影响是最具决定性的。尽管不是全部，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理位置，并转而决定着贸易开放性和经济增长。除了透过制度的作用之外，地理位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被证明是非显著性的。

　　显然，罗德里克的观点与直白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不同，但也与阿西莫格鲁等人的认识有着重要的区别。罗德里克相信地理因素，特别是移民死亡率是制度质量良好的指示器，但却不认为地理因素是决定制度质量的主因。制度的起源是由众多因素决定的复杂过程，找到一个恰当的计量经济学工具不同于找到一种适当的解释。罗德里克曾解释说，非殖民地国家的人均GDP变化并不比殖民地国家稳定多少；在这个光谱中，埃塞俄比亚和阿富汗处于一端，日本则处于另一端，土耳其和泰国处在中间位置。是什么导致世界上这部分非殖民地国家之间制度质量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