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殖民地国家与非殖民地国家的制度形成的一个不同分析视角是制度的承继。所有的国家都有过传统的社区结构，在宗教改革运动前人口增长快于生产增长的“马尔萨斯增长社会”(Malthusian growth regime)，国家法律普遍遵循的正是今天的“亚洲价值观”——共同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撒哈拉以南非洲、南美洲和部分南亚地区的殖民化，完全或几乎完全摧毁了这些地区的传统社区结构，而新的西方制度体系并没有全部跟进替代。东亚、中东和北非(MENA)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南亚，在殖民主义强加西方价值观的艰难时代，设法成功保留了传统制度体系；与那些传统结构承继性被打断的外围地区相比，它们保留下了更好的赶超型发展机会。制度的植入是个棘手的事件，只有在恰当地修正适应了当地传统的条件下才不会破坏制度的承继；否则，制度的植入要么将当地原有社区结构彻底清除，比如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要么形成难有活力的新旧制度混合体，阻碍经济增长，比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

　　如果将国家制度能力定义为政府执行规章制度的能力，谋杀率就自然是一个衡量这一能力的指标。不同国家对犯罪记录方式不同，发达国家的高犯罪率与其对犯罪活动记录详细有关；但发展中国家对谋杀之类的重大犯罪记录也是准确的，因而谋杀率的国家间比较是可信的。俄罗斯的谋杀率在所有的转型国家中增长最快，1987－2002年间翻了两番，从每十万居民8人增加至33人。东欧和大多数前苏联国家的增长并不明显；保持了强大国家机构的中国，1979－2009年期间谋杀率一直低于十万分之三。尽管无从得知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全国犯罪率，但某些省份的数据可以说明问题，比如20世纪70年代，中国山东省的谋杀率低于十万分之一。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中国1987年的谋杀率为十万分之一点五。中国市场改革期间谋杀率增长2－3倍，但谋杀率指标大大低于俄罗斯。

　　西方国家的谋杀率从大约十万分之一百降到现在的十万分之一到三，大约经历了500年的时间。17世纪，西欧谋杀率普遍超过了十万分之十，高于许多同等人均GDP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中，东欧、中国、中东和北非属于低谋杀率国家，指标值为十万分之一到三；前苏联、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属于高谋杀率国家，指标值为十万分之十五至七十五；谋杀率为十万分之五点五的印度、十万分之十的东南亚国家(不包括谋杀率达十万分之二十一的菲律宾)处于两组国家之间。这表明，那些保留了集体主义制度的国家，例如东亚、中东和北非国家以及印度，维持住了国家制度能力；前苏联、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等清除了集体主义制度并代之以个人主义责任体制的国家，为制度能力的削弱付出了昂贵代价；例外的是，东欧(不包括独联体国家)如同15到17世纪的西欧，经受住了一段谋杀率高、制度能力不足的时期的考验。

　　在1905－1907年和1917年俄罗斯两次革命之前的20世纪初，按照当时的欧洲标准，谋杀率为十万分之十的俄罗斯是一个谋杀率极高的国家。到20世纪60年代，尽管存在着外部原因导致的死亡率显著增长，俄罗斯的谋杀率降到了十万分之五至十万分之七的水平；但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一比率有所上升，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俄罗斯的谋杀率已经接近21世纪初的十万分之十。

　　另一个打断制度承继的代价的证据是前现代社会的收入不平等。16世纪至19世纪，西方国家首先开始的对公共与集体主义制度的摧毁，导致了收入不平等恶化。英国、荷兰和西班牙等国家在18世纪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达到0.5甚至0.6。以现今标准衡量，这样的收入差距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与远去的历史标准衡量，结论也相差无几——公元1世纪的罗马、n世纪的拜占庭，基尼系数是0.4。

　　发展中国家收入不平等与其制度能力的动态变化契合。在制度承继被打断而能力孱弱的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和前苏联，不断扩大的收入不平等至今居高不下。将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与人均GDP之比、人口密度、城市化和殖民状态等变量回归分析的结论表明，殖民主义明显加剧了收入不平等。

　　概括而言，走出“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ian trap)的途径有两个：第一，抛弃集体主义的制度，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容忍急剧上升的收入不平等，以牺牲消费为代价促进储蓄与投资；第二，保持集体主义的制度和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直到缓慢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得以开始以高于人口增长率的速度进行资本积累。现在我们称之为“西方”的国家在16世纪至18世纪期间采取了第一条道路，并为此支付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殖民主义时代，这种方式被强加给了部分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西化”(Western－ization)却形成了制度真空——在传统的集体主义结构瓦解的同时，新的现代制度也没有牢固树立，致使它们比几个世纪之前的西方国家付出了更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