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对国际关系中主观性研究最具挑战性的反对理由是经常被提起的“国家不等同于个人”和把个人或者社会心理学(后者研究小群体的动态和行为)的认识转移到整个国家层面是不恰当的或者是还需要进一步论证的。对这些批评一般的反驳是当我们提及“国家”，我们通常指一(小)群政治决策精英，所以源自社会心理学的假设完全适用。此外，我们需要把这些群体或者行为体群体看成是呈现一定社会配置、共享很多社会设施的制度化的“领域”，所以这些行为体的统一的性格、一种特定的“习惯”变得可见，他们以“被授权的发言人”行事——影响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形象。

　　三、解释俄罗斯外交中的“非理性”模式：俄罗斯如何“看待”西方和为什么了解这种“看待”是重要的

　　根据以上论述的传统的以行为体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性和“非理性”研究方法的可能性，笔者建议应用加入了心理学思路的方法来观察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前后矛盾。笔者的假设是，如果这种前后矛盾不是理性加工的结果或者作用，那么就一定有一个“非理性的”基础。

　　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研究专家与笔者有相同的看法。这些学者们不满意对这种前后矛盾的传统解释：俄外交政策受到“现实政治”的驱动。他们看到了“重新思考俄罗斯外交政策及其主要驱动力”和找到超越传统“理性”或者建构主义方法之外的解释的必要。以上提及的对于国际关系中的心理学的研究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研究俄罗斯外交，特别是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的。本质上说，这些研究试图系统性地探究俄罗斯决策者们对于西方的“看法”和这些“看法”导致了何种行为。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现有的知识以便更好地揭示俄罗斯与西方伙伴关系中决定俄罗斯的立场和要求的潜在因素。

　　但是现在还没有一个条理清晰或者统一的理论和分析框架。然而，这些著作找到了许多分析性的和方法论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一些作者在名誉、认同、地位、愤怒、情绪等因素／概念中找到了其他的解释。其他人则强调观念、形象、历史经验或者习惯和习俗影响俄罗斯的现行政策。还有从心理分析的角度研究这个问题的。

　　下文中我将阐述并更加具体地讨论俄罗斯主观性的两个方面，特别是这种主观性解释了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动态和质量的变化：俄罗斯渴望西方尊重自己的形象和地位，表达情绪化判断的愤怒的作用，而这种判断植根于对社会尊重的诉求中。

　　(一)主观性为什么重要：俄罗斯被西方尊重的需要

　　在科索沃问题上或者关于北约东扩和美国布什(George W.Bush)政府在欧洲安全问题上采取的单边主义行动，俄罗斯政治家的主流论调是西方在伙伴关系中忽视了俄罗斯的利益。这些利益是什么呢?在20世纪90年代，主要是指俄成为西方集团一员的目标，但西方拒绝俄融入西方精英俱乐部。对此俄罗斯的回应是变成蓄意阻挠者和破坏者。比如在巴尔干问题上，俄罗斯利用自己在西方组织(联合国安理会)和论坛(巴尔干联络小组)中的所有影响力来向西方集团展示自己的重要性。北约介入科索沃(没有联合国授权，也就是得不到俄罗斯的同意)后，俄罗斯的反应也是同样的道理。俄军抢占普里什蒂纳机场，被普遍认为是象征性地表达了叶利钦(Botis Yeltsin)政府参与战后科索沃国际管理的要求，虽然俄罗斯的军事力量还没有完成这个任务的能力。

　　进入新千年后，普京(Vladimir Putin)当选为俄罗斯新总统。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好转，俄罗斯形成了新的外交政策倾向，其目标是追求并恢复大国地位。对于西方来说，这意味着：尊重俄罗斯的势力范围，接受俄罗斯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平等而不受约束的行为体。但是，这种自我形象又一次被西方，特别是布什领导下的美国新政府忽视了。美国进一步坚持计划把北约扩大到后苏联地区以及在波兰和捷克安装导弹防御系统，于是俄罗斯又开始破坏伙伴关系。俄格冲突中俄罗斯与西方分歧的迅速升级反映了其对感受到的“非法跨越红线”的最不对称的反应。这场战争可以看成是俄对西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漠视自己利益的以牙还牙的回应，所以也可以看成是一场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核心进行的“代理”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