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人注意的是，在过去五年中，这样的公开口头抗议相比20世纪90年代和新千年刚开始时要来得更加频繁而且语气更加严厉。关于情绪、冲突和社会等级的著作认为，相比于在等级关系中，这样的公开冲突更可能发生在对称关系中。这种更加大胆的表达分歧的方式，可能是因为俄罗斯在过去五年中强化了其大国身份的认同感，而且对其作为大国的自身力量更加自信，虽然俄罗斯直到今天也无法把这种大国身份建立在政治，经济，或者更不用说军事实力基础之上了。

　　四、结论

　　现实主义者可能会认为，在这一点上我们不是回到“单纯权力政治”了吗?当然不是!依照普利奥特(Vincent Pouliot)的理解，我认为我们在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中见证了“象征性权力政治”。的一种形式。在现实主义解释中被定义为权力政治的一种典型形式，从心理学的角度必须被理解为对自我肯定的追求。这并不意味着“象征性权力政治”与西方—俄罗斯关系不那么相关。相反，我们越来越看到权力政治和象征性的、受主观驱动的政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我们翻转“现实主义”的硬币，观察它主观的那一面并认真对待，就能更好地理解俄罗斯对西方外交政策中的前后矛盾，我们就能理解相关问题的象征意义为什么和如何比物质利益冲突更有可能对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构成挑战。此外，我们也能以俄罗斯为例来理解，在一些情况下，从象征性的行动和反应中得到的主观性收益可能大于客观收益。

　　我们基本上认识到物质世界不能被认为是想当然的。我们也需要考虑到我们的互动对象对世界的主观理解：“从知识界分析外国的外交政策行为的失败中得到的经验，倾向于低估而非夸大从他人的角度去理解他人的必要”，并把这种考虑应用到科学解释中。这种见解显然适用于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因此关于理论，重要的是克服传统分析角度的局限并考虑理性范式之外的方法。

　　俄罗斯似乎是研究国际关系中的主观性的一个明显案例。自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一直在世界上寻找自己的角色，这个国家似乎代表了一个证明主观因素对其与西方的关系的质量和动态的影响力的“最佳案例”。分析俄罗斯主观感觉到的被西方尊重的目的和在双方关系中分别以蓄意阻挠者和愤怒行为为表现形式的态度，似乎为证明外交政策中的主观因素是一个我们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提供了第一手证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分析甚至规定了西方的“苛待”——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的拒绝“尊重”——可能直接导致了俄罗斯大国身份的自我政治形象和进入新千年后随之而来的外交政策倾向的转变。但是要证明这个规定中的因果关系，人们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同样必须强调的是，这种主观性逻辑也影响西方(欧盟及其成员国、美国、北约等)的决策和行为。

　　这篇论文旨在通过提出一种新的关于这个重要双边关系的理论和分析角度，即一个受到心理学和主观性启发的角度，以促进对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构成要素的更好的理解。这种新的思路有助于从经验角度详细说明俄罗斯政治家的前后矛盾的出现和看起来代价高昂的行为，还有主观需要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受心理学启发的研究方法可以帮助把看似权力驱动的政治装扮为象征性政治。在实用性方面，我们可以评估何时、怎样和在何种情况下，回应主观需要和表示尊敬能够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和愤怒，并有着增强和稳定俄罗斯和西方整体关系的有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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