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在过去20年中对俄罗斯的苛待基本上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俄罗斯的期望(主观感觉到的)一直被忽视而遭受挫折，西方在伙伴关系中对俄罗斯身份和地位的需要都缺乏尊重。从这个简短的阐述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假设：西方(特别是美国和欧盟国家)对俄罗斯自我感觉的身份的肯定和对俄(国际)地位的尊重有利于两者间务实的互动和稳定俄罗斯与西方的合作；相反，俄罗斯政治决策者关于俄不被尊重的感觉会导致两者关系中的紧张局势和冲突。

　　有几个指标能说明为什么俄罗斯是研究其与西方关系中社会认同／尊重的影响的“最佳案例”：第一，在与西方的关系中，俄罗斯的精英和俄罗斯社会似乎把他们的“自尊”和西方对俄罗斯在历史和国际上的作用与其主观社会价值的肯定或支持的程度紧密联系起来。目前看来，积极的自我形象的获得，高度取决于外界的肯定。第二，作为“西方世界”的两极，美国和欧盟代表了两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行为体，他们对俄罗斯的“尊重”以及尊重的程度，似乎影响着世界上的第三方行为体如何看待俄罗斯，而且也随之影响俄的自我知觉。

　　这些见解中隐含的政策含义是明显的：表示尊重促进合作；另一方面来说，不被尊重的感觉导致紧张和冲突。拉尔森(Welch Larson)和舍甫琴科(Alexei Shevchenko)也认为，“国家对于自身的相对地位的关注，很大程度上被主流的新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论方法忽略了”。他们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应该更加重视“提高地位的行为”。从这个角度看，社会认同或者尊重，成为研究国际关系的一个重

要因素。寻求尊重本身就可以代表一个国家行为的目的而独立于任何权力考虑或者物质收益之外。所以，特别是在行为体把自己的社会价值与自尊和互动对象对自己身份的肯定联系起来的情况下，寻求尊重有着影响国际关系和互动的质量和动态的巨大潜力。

　　(二)主观性如何重要：一个“愤怒的”俄罗斯的语法

　　如果观察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中被尊重的需要和不被尊重的感觉所导致的情绪化的，主要是愤怒的反应之间的联系，这个假设会得到加强。在以上的例子中，俄罗斯政治家对西方的立场和行为公开表达不满并严厉批评，对西方伙伴表现出一种愤怒的态度。在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在普京总统任期内，当这种公开表达分歧的行为非常彻底的时候，我们分别看到了一个“愤怒的”俄罗斯和愤怒的俄外交官与高级别政治家。许多观察家注意到俄罗斯感觉受到了“恶劣的对待”或甚至被西方欺骗。我们记得弗拉基米尔·普京在2007年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的演讲中表现出来的愤怒，他指责美国谋求获得世界主导地位和优势并谴责西方“激怒”俄罗斯的行为，所以观察家们从那时就已经看到了“冷战”的重演。

　　在加入了心理学分析方法的著作中，这些情绪化的、“愤怒的”口头抗议被认为是对自身地位的关注和被西方蔑视与羞辱的感觉的结果和间接证据。愤怒表达了一种直接源于情绪化判断的感觉。在社会互动中，愤怒可以被解释为对感觉到的蓄意伤害或者不公正待遇的一种代表或者保卫自己的反应性态度及回应：“表现愤怒通常是为了恢复地位或尊严”，“国家可能从事蓄意阻挠的行为，扮演破坏者的角色来试图展现自身的重要性。”所以，口头表达的愤怒可以被解释为对西方正在怎样对待俄罗斯这个问题的潜意识的判断。

　　虽然愤怒可以导致侵略性行为，但社会心理学强调，“愤怒被普遍认为是建设性的而非破坏性的，通常这种行为更多地只是威胁而非真正使用暴力”。虽然人们可以从俄罗斯的外交活动、言辞、威胁和警告中读出一场严重冲突将要爆发或者双方关系将要破裂的结论。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俄罗斯官员表达批评之后双方关系并没有受到严重破坏。如果我们把这些愤怒的反应看成是一种象征性的动作，即一种解决分歧的建设性机制，俄罗斯对待西方的行为中的前后矛盾性就更容易理解了。弗斯伯格(Tuomas Forsberg)是这样论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