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案例中，当人们的行为方式不是传统的、“理性的”理论预想的那样时，我们需要重视外交政策行为中的“非理性”因素，和依附在一个特定政治目标上的非实体化(比如，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的价值。那时我们感兴趣的重点不是外在的、实体化的现实，而是一个或者一群行为体的主观的“内在现实”。研究者们越来越意识到以上论述的理论空白，他们试图找到补充的途径或者更合适的模型来解释更复杂的外交政策图景，笔者研究俄罗斯外交政策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超越“理性”范式和从其他学科学习在宏观层面下研究人类决策与行为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关于理论，有一整套以主观性这个概念为核心的方法与学科。主观性是指一个或者一群人的建立在个人印象、感受、看法和情绪而非外部事实基础上的观点、信念和欲望。更客观地说，主观性是指不可客观化的驱动力——比如(历史)经验、意图、知觉、情绪、欲望与愿望——以及其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对判断与行为的影响。考虑到这种主观性因素，由此国际关系不仅受到战略(物质的、受政治驱动的)互动或者社会规范的指导作用的影响，而且受到对作用、重要性和对一个特定政策和主题的权衡的主观解读的影响。

　　特别是，心理学为填补这些空白和更好地解释外交政策模式和国际关系的主观因素提供了最大可能。在解释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时，心理学方法本身就关注行为体的主观知觉和对世界的解释。心理学本身也研究人类决策的限制性结构，但强调情绪、愿望、情感和其他与认知相关的过程是影响因素。从心理学角度看，在特定情况下对动机的评估受制于知觉偏差、判断的偏差和由此导致的不同的成本一收益计算。从心理学角度，我们可能可以说，“主观性利益”解释了前后矛盾和看似代价高昂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代价高昂的行为实际上具有“战略”功能和相关性，即有助于满足主观需要或者期望。

　　说到这里，这与建构主义的区别就很明显了：建构主义假设行为体关于现实的知觉，和心理学一样，也是内生构建的，社会行为(互动)建立在主体间对现实的主观构建的基础之上，有时不同。非物质因素是结构，例如观念、被社会接受的规范、集体身份和历史记忆，结构决定行为体的偏好。按照建构主义的逻辑，行为体的行为始终以内化的主体问规范和符合这些规范的要求的利益为指导。然而，主观性需要的满足不一定要遵循建构主义的主体间逻辑。单个行为一开始不是以对象为导向的，而且行为体一开始也不是在对象对于他们的意义的基础上行动的。

　　所以心理学能帮助我们以有关行为体自己的视角观察并理解特定情境。然而，主流政治学理论通常认为心理学因素，例如情绪和情感等是次要的，因为这些因素中长期蕴含着刻板印象，所以在本质上是不理性和不可预测的。只有在冷战背景下，相互敌对的军备竞赛被认为是国际政治中的一种“不理性”动态，心理学解释才在学术上被关注。这导致了建立国际关系和战争与和平的政治心理学的尝试。在东西方敌对对抗结束之后，政治心理学的概念一般被用来解释冲突的动力和寻找和平解决冲突的途径。随着国际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的建构主义转向，对于知觉、主观性解释和决策的影响力的研究又变得合理了。然而在建构主义影响下，“理性”范式仍然在国际关系学科中占统治地位。情绪、愿望、情感和其他的心理学因素被认为是“非理性”行为偏差的决定因素。

　　由于神经科学最近的新进展，又引起了国际关系中对心理因素的研究兴趣。神经科学对于“大脑是怎样工作的”提供了新的认识，由此规定认知和情绪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它还强调了情绪、对个人自身作用和重要性的社会评价等心理因素对理性加工和个人与群体之间的互动有着强烈影响。情绪是人类在各个领域的体验和各种形式的社会互动的重点，因此对于国际关系也是这样。情绪必须被理解为前意识的，所以是不受考虑的和对特定情境的固有的判断与评价。根据默瑟(Jonathan Memer)的论述，在国际关系中，情绪加强如信任、民族主义、正义和信誉之类的信念。所以情绪在情境性(个人或群体)决策中扮演着一种功能性角色。这与传统心理学方法有本质的不同：纯理性行为的偏差不再被视为“非正常”和“非理性”的。特定情境下的对动机和风险的评估都受到认知和情感的制约，这种制约导致了知觉偏差和不一样的成本一利益计算。

　　所有这些认识使心理学方法在容入其他研究时更有吸引力也更加合理。假设受到情绪、知觉和其他感情的影响，对于相关情境的主观性解读也能对国际行为的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对此默瑟是这样论述的：

　　“相比于关注美国的军事实力，美国的石油利益或者美国人对于自己的决心的信仰，关注特定行为体对美国的看法会告诉分析家们更多相对于这些行为体的美国的信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