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交换的资源

　　在“圈外人”政治市场上，实施权力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交易。权力主体指“圈内人”拥有“圈外人”需要的资源：这可能是许可、赞同、职务(责任)、奖赏、物质财富以及精英性质的服务等等。国家职员被赋予了奖惩权、许可权、剥夺权、监督权，他们可以实现自己的权利，也可以不作为。“圈外人”急需的匮乏资源以特权的形式出现，这种特权的社会价值总是相对的，并与权威密切相关。对他人而言，不能达到的资源就是特权，这些资源象征着拥有它们的人的特殊地位。因为支配作为匮乏资源的特权的可能是在精英地位获得之后，在国家团体(小圈子)中位置是积累政治资本的启动条件。但进入政治阶级并不是简单地占据职位，而是在这个职位上聚集资本的所有形式并控制它们(其中包括经济资本)。

　　因此，致力于进入最高等级政治圈子目的之一是融入政治阶级，同时伴随着对国家职务的占有。那些期望融入政治阶级的人，必须具备对政治阶级最低限度的忠诚，同时也将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职能，这将导致“圈内人”政治资本的扩大。在交换产生的地方，“圈内人”的资源是职务，而“圈外人”的资源则是忠诚性和权威性。在这种情况下，两种资源的消费性价值被认为是相当的。虽然“圈外人”并不总是为了获得职务而支付金钱，但总体而言，融入的所有形式都可以视为职位买卖。

　　(二)交易产生的可能性

　　在选举期间，政治市场的竞争者感觉到选民呼声(表决权)的严重匮乏。这些呼声在某种程度上转变为拥有稳定支持者阵营的政党领导者所掌握的政治资本。政党可以运用自己体现在选民支持中的资本来交换对自己领袖而言的国家职务。当国家官僚的交易结束之时，官僚的资本则表现为对职位以及政党支配的可能性。在选举期间，并不是所有的政党都可以转让自己的选票来换取其领导人所希望的国家职位。从谈判的过程可以解释清楚如下事实：交易者所拥有的选票的价值评价越高，则其越可能获得职位，否则交易就是不成功的。在其他情况下，协议表现为对交易各方互为有利的形式，从而使资源的交换产生：政党领袖提供自己拥护者的选票，而获得选票作为支持的组织领导者则提供在自己所能支配的范围内的高级岗位。这样的交易在选举期间经常发生。在1996年的俄罗斯总统选举中，亚历山大将军的15％(占全俄罗斯)选票就成为了叶利钦为了感谢他退推出总统竞选提供给他的俄联邦安全委员会主席职务的等价物。而亚夫林斯基的8％选票在这次选举中被估价得比觊觎总理职务的“苹果党”领导人的选票要便宜一些。

　　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对于“圈内人”而言，政治支持(拥护)和忠诚是稀缺资源。也恰恰是这个使政治市场的存在成为可能：因为当权者拥有的权力太多，而人民拥有的则太少。如果政治阶级的成员不需要那些国家组织外部群众的支持，则交易不可能发生。政治家不能没有拥护者而存在，同样，领导者也不能没有下属而存在。没有来自于全国人民的支持，国家政策(政治)也就不可能实现，否则这种政治价值就被过分高估了。所有政治阶级的实力都是以其拥护者的数量、委托人对他的信任来测算的。正是选举制度的存在给出理由认为这种支持是极其必要的。这种支持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对于进入政治阶级的人而言，同时也是对于地位保持者而言的。

　　可以说，在“圈外人”政治市场上主要的交换商品是特权，“圈内人”可以把这些特权赏赐给“圈外人”，而“圈外人”则付出自己的忠诚、顺从以及信任等。当然，也存在经济资本介入的交易——交易各方用来交换的以货币、物质财富和服务等形式出现的资本。例如，“圈外人”期望“圈内人”对社会领域进行投资(财政拨款)，而“圈内人”则期望他们纳税或者对社会规划进行赞助。其他与行政资源供给相关的交换类型，诸如安全保障、社会秩序和稳定等也都是可能的。但对于政治阶级而言，最为匮乏的资源就是拥护者的忠诚，也正是如此，才使权力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成为可能的、互惠的。

　　(三)过渡地带——交换的主要场域

　　国家政治系统是以资本在其中不平等地积累的方式构建的。存在一些资本集中化的观点，这些观点是权力(当权者)奖惩决策的源泉。控制所有类型许可证发放的官员(拥有签字权)，或者决定惩罚机制的官员，都比那些其职位与外部没有接触的官员支配的政治资本要多得多。

　　同时，在“圈外人”环境中并不是所有的行动者都积极地与政府(国家)发生关系。这里存在着过渡地带，在这个地带，群体处于与政治阶级经常的联系中：这是政党、大商人及其院外集团成员、政府专家等。而居民中的大部分与政治阶级产生交流只是在选举中，而且仅在其为选民之时。“圈外人”市场交易的大部分正是产生于这个最高等级的政治空间。韦伯根据人们的政治参与程度将他们分为三个群体：“临时”政治家、“兼职(副业)”政治家和“职业政治家(主业)”。韦伯划分的前两个群体在我们的概念中构成了过渡空间。

　　帕特南则划分了五个政治等级：(1)顶层——那些直接进入政治并参与决策的人。这些人的大部分都占据着正式的(官方的)政治岗位。(2)较低层——表现出间接的或潜在影响的“杰出”人士。这个群体可以包括高级官僚、大土地所有者、工业家、金融家、压力群体的领袖、非官方咨询机构的官员等，同时也包括那些能够形成社会舆论的人。(3)第三等级包括一些积极参与政治和管理委员会的大量公民(政党成员、中级官员、地方杂志的主编以及国家立法委员会的编者等)。这个等级可以称为“积极分子”。(4)选举人——一个数量非常庞大的群体。他们的政治影响仅限于选举。(5)最底层——不参与投票的部分，这是政治上十分消极的一部分人。很明显，当我们谈论过渡的政治区域或高等级的政治空间时，我们应该将帕特南所列的第二个等级(“权威”人士)以及部分地将第三等级(“积极分子”)列入其中。社会的政治分层展示了“圈外人”市场的构成，某个群体的参与度越高则其在政治系统中的等级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