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岗位可以看做“老板”的赏赐或奖励。这实际上是最普及的圈内交易之一：一方提供职位，而另一方则付出忠诚和专业知识等。而忠诚和专业作为两种商品是政治高层最为需要的。忠诚——对于所有政治行动实施所必需的关系的共同标志。因为权力关系包括行动者调动资源完成目标的能力，也就意味着拥护者的在场。如果没有拥护者，任何调动都不可能实现，如不如此，为了实现调动必将被迫付出过高的代价，从而使调动很不经济。当然，可以使用暴力来实现调动，但如此一来，则必将以过分的张力和危机来威胁系统的存在。如果反抗力量过于强大和经常化，并且政治方针不顾权力客体的情况或形势，则要求为政治行动的实施付出经常性的耗费。惩治措施、硬性鼓动、对不同政见者的摧残和不同意见的压制以及总体的监控——所有这些都是可以采用的手段，但这对政治问题的解决是非常昂贵的。有拥护者，政策实施就容易得多。因此，拥护者阵营的创建，总是掌权者阶级的总体任务，尤其是其个体成员的主要任务。

　　政治拥护者可能是消极的或积极的。在第一种情况下，可以探讨忠诚性的问题，也就是说谈论非批判的关系、非反抗作用。积极拥护者应该不只是不批判、不干涉行动，而是为提出的目标而积极努力地奋斗。效忠——忠诚的最高表现，它不仅仅包括对系统及其目标的态度，而且包括对具体上级的态度。效忠意味着不依赖于“老板”占据的职位和政治局势而对其无条件地认可和服从。在政治场域进行移动时，“老板”将“自己人”拉人自己的团队、“圈子”——联合在自己周围的拥护者群体。这恰恰是“圈内人”在政治场域获得升迁的最重要资源。这确定了政治阶级的非正式组织及其隐藏的氏族结构，在此正式的职务地位总是辅以“老板”的身份和地位，“圈内人”个体是“老板圈子”中的一员，也就是说“圈内人”只有归属于某个具体的圈子才真正是“圈内人”。圈子可能具有组织的形式(例如，部门首长利用自己所属职员构成自己的圈子)，也可能不具有那种形式。圈子本质上是服务于老爷的仆从群体。圈子随着自己的“老板”移动(调转、升迁)，(老板)可以更换自己的成员、职务身份，但不变的是保持随从对自己的效忠。不同于官僚制的隶属关系，非官方的氏族系统并不将进入其中的个人固定在职务身份上。

　　在“圈内人”市场上第二重要的商品是权威性(专业性)，“老板”希望用其出售的职位作为替换从而获得这种权威性(专业性)。所有领导者都想指望自己的职员履行自己的职责。否则他领导的组织就将失去威信，从而组织的政治资本也将贬值。仆人的素质是“老板”政治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实远非如此，即专业性与忠心汇聚在一个人身上。很常见的是领导者不得不在专业内行的和忠心耿耿的工作人员之间做出抉择。因此，组织在任何时候都不只是由忠心的工作人员构成，总是有这样的一些工作人员——“老板”将经常怀疑他们的忠诚。这两个集合——随从“圈子”和属下的正式群体——很少相互吻合。

　　俄罗斯社会的政治本质决定其(政治)国家对统治的独占权。国家成为功能被无限扩大的组织，在其中没有公民社会、个人甚至政党的位置。国家竭尽全力想把所有政治权力职能据为己有，并拒绝任何具有个人成分的其他权力形式。公民社会作为从国家中释放出来的一个多余环节，实际上已不复存在。政党也只有成为议会党时，才能获得现实的政治能力。国家包含政治权力和管理的所有最重要的制度。这种国家同时又是“为己的国家”，即服务于掌权者阶级。因为，虽然权力资源是在国家机器内部被生产的，但其一旦被行动者所攫取即获得个体的属性。但是，由于政治场域被国家主义化，其中实际行动的只有国家。因此，一方面，行动者拥有的权力总是暂时的，拥有权力仅限于他们还占据着自己的职位。每个政治行动者都暂时地拥有政治资本，努力成为政治资本的所有者并巩固自己的权力。因此，政治社会精英的内在地努力使国家私有化以及将其地位继承。另一方面，当这一切都成为不可能时，行动者们都在努力尝试使自己的政治资本转变为资本的其他形式。这两种情况都需要政治市场的存在，使交换得以实现，从而使资本得以积蓄、整合和聚变，交换本身使资本得以增值。对政治市场的分析，揭示了权力再生产的场域及机制，为对政治阶级特别是权力精英的分析提供了可能，因为正是在这里展现权力的生产、配置尤其是再生产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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