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划定与邻国的边界成为新中国面临的现实需要。在1957年7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总理全面阐述了中国对解决边界问题的主张，他指出“我们要解决边界问题，其目的是安定四邻，争取国际形势的和缓，便于进行建设，而不是使我们同邻里的关系紧张起来。我们的国策是和平外交政策，重要的在于我们应该做到双方真正在平等、互利和友好的基础上加以解决，而不在于我们必须多一点地方，不能用武力改变现状，因为这是与我们和平外交政策相违背的。”

对于中苏边界问题，中方认为，解决边界问题，首先必须分清历史是非，必须肯定目前的中苏边界是沙皇帝国主义在中俄两国人民都处于无权地位的情况下，强加给中国的，是不平等的；应当签订新的平等条约取而代之。然而俄国认为两国边界是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不承认中俄间签订的条约具有不平等的性质，主张两国的疆界是由已有的条约确定下来的，遵守这些条约是国际关系法的义务和准则。

自1964年起，中俄展开了长达40多年的“马拉松式”的边界问题谈判。从1964年2月第一轮谈判开始至2004年10月最后一轮谈判结束，回顾40年中俄边境谈判，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中俄第一轮边界谈判（1964年2月至1969年10月）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苏关系是一种政治军事联盟的“兄弟式”关系，我国采取了“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在这种特殊的条件下，两国就边界问题都采取了宽容的处理方式，两国划界问题处于搁置状态。1960年，中国外交部成立了“中苏边界问题办公室”，着手准备与苏联进行边界谈判。二十世纪60年代中苏两国关系己经出现了对峙的局面，1960年新疆发生的苏联边防军殴打、驱赶中国牧民事件，为此中国曾在1960年8月和9月两次向苏联提出举行边界谈判的建议。两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64年2月在北京举行了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第一轮谈判。首轮谈判中苏分歧的焦点在于两国签订的条约是否平等。中方认为目前两国签订的许多条约都是沙俄同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是鉴于清代被沙俄侵占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也考虑到历史与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而苏联方面则坚持认为，苏中边界是有历史和法律根据的，不存在侵略问题，更不承认这些条约是不平等的，反而认为《尼布楚条约》是清廷强加给俄国的，而《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是沙俄合理的“收复失地”。由于两国存在的争议地区大部分都在苏联的控制之下，所以苏联方面并不急于解决两国边界问题，而且边界问题的搁置也能成为对中国施加压力的一个手段。最终，由于双方在中俄界约的性质、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以及黑瞎子岛归属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谈判未取得结果。

（二）中俄第二轮边界谈判（1969年10月至1978年6月）

1964年以后，中苏两国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赫鲁晓夫下台后，中方希望苏共能够改变做法，防止国际共运进一步分裂，但苏共新领导却于1965年3月召开了针对中共和其他一些兄弟党的所谓“协商会议”。接着，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反帝”、“反修”成为主要任务。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中苏边境局势紧张，摩擦更为严重。1969年3月中苏在珍宝岛地区爆发武装冲突。珍宝岛事件让苏联十分震惊，出于对中国联美抗苏的担心，勃列日涅夫表示愿意恢复与中国协商，毛泽东也批准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来北京会谈的要求。1969年9月，周恩来总理与从越南回国途径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首都机场进行了会谈，当时双方达成了几点重要的共识，这次会谈虽然短暂，却对于中苏关系具有重要的转折性意义。双方一致认为必须马上缓解现在的紧张局势，避免珍宝岛流血冲突事件扩大为全面战争，协商恢复边界谈判。

1969年10月20日在中苏关系极为恶劣，对立对抗程度最严重的背景下，两国重启边界问题谈判，此次谈判断断续续进行了近10年，到了1978年6月才告一段落，其间有三次中断。苏方团长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副团长为边防军参谋长马特洛索夫将军；中方团长是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副团长为总参外事局长柴成文将军。第二轮边境谈判中，中方的原则立场包括：（1）承认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有关中俄边界条约的不平等性；（2）照顾现实情况，中方不要求收回己被割让的领土，而愿意以既有条约为基础，与苏联重新确定边界走向；（3）违反有关条约所占另一方领土当无条件归还，但可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做适当调整；（4）签订新的边界条约；（5）双方军队从有争议的地区撤出、脱离接触。

对于此次谈判中方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苏方不但不接受，还拒绝承认存在争议地区，只是表示愿意控制边界局势，同意维持边界现状，但拒绝讨论争议地区及脱离接触等问题。这轮谈判进行了将近10年的时间，谈判实际上并没有讨论边界走向，也没有取得关于边界领土问题的任何进展。但谈判对于两国关系具十分积极的意义，在中苏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下，边界谈判是当时两国之间唯一的正式交往渠道，它保持了两国必要的沟通、控制边界地区的局势，缓和了两国关系的紧张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