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进入八十年代，戈尔巴乔夫上台，两国关系加快转圜，两国开始逐步尝试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也为两国边界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威发表讲话，在谈到中苏边界问题时第一次表示同意按照国际通行原则，以主航道中心线为基础划分两国边界，并希望不久的将来，中苏边界可以成为和平友好的边界。对此邓小平也做了积极的回应，表示愿意在苏联的任何地方会面。

作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界谈判于1987年2月在莫斯科举行，双方代表团的团长均由副外长担任，中方团长为钱其琛副外长，苏方团长为罗高寿副外长。在两国的共同努力下，两国以具体讨论东西两段边界线走向问题，取得重大成果。1989年5月16日，戈尔巴乔夫访华，举世瞩目。这次访问无论对于中苏边界谈判，还是中苏关系正常化都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双方同意“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条件下，两国边界问题的谈判与具体划界开始走向正常轨道。双方顺利达成协议，同意以目前中苏边界条约为基础，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公正合理地解决边界问题。1991年5月16日两国外长签署了《关于中苏国界东段协定》。其中，该协定第二条明确规定了国界东段边界线走向的33个界点，并指出国界线用红线标在比例尺为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上。协定还规定，通航界河以主航道中心线、非通航界河以河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为依据划分国界，并依此划分岛屿归属；双方各类船舰可从乌苏里江至黑龙江（经哈巴罗夫斯克）自由航行，中方船只可沿图们江下游通往太平洋水域；成立两国联合勘界委员会，完成最后勘界工作。

（四）中俄第四轮边界谈判（2001年7月至2004年10月）

苏联解体后，中俄两国从各自国家建设的需要出发，为了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的需要，顺利实现了两国关系平稳过渡，努力探索新型国家关系。1996年两国建立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两国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边界谈判确立了良好的政治氛围和法律基础。2004年10月14日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北京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把剩余的两个地区即黑瞎子岛和阿巴该图洲渚大致平分，至此两国4300多公里的边界线全部划定，这是两国三百多年交往中首次全线确定了两国的边界走向。2005年4月27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的决定；5月20日和5月25日，俄罗斯议会上、下两院先后批准了俄中边界东段补充协定。2007年11月两国按计划全部勘界完毕。

中俄两国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是两国共同努力，互利互让的结果，这不仅对我国东北地区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也为进一步发展中俄两国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在2005年3月6日中国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对中俄彻底解决边界问题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和我们友好邻邦俄罗斯关系发展的非常顺利，也非常有成效，我们两国去年在普京总统应胡锦涛主席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双方已经彻底解决了历史遗留下的边界问题，从那以后，两国边界就是一条和平的边界，友好的边界，合作的边界，这对我们两国人民有好处，对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也有好处。

三、中俄边境问题解决的启示

中俄边界问题的和平妥善解决，是中俄两国对地区和世界的稳定与和平做出的重要贡献，中俄边界问题的解决带给我们很多启示，在解决当前中日钓鱼岛争端、中印边界问题以及南海问题时，我们可以从中吸收有益经验。

第一，综合国力是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根本保障。只有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才能有力的捍卫国家利益。例如，十七世纪中俄两国签订的平等的《尼布楚条约》就是在清朝国力强大的基础上签署的。而到了十九世纪清朝国力衰退，清政府软弱无能，沙俄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占了我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民国时期中国四分五裂，也没有能力去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相反，在新中国强盛时期，中俄边界问题才能在一个相对平等的背景下，比较公平合理的签订边界协定，收回原本属于我国的领土和主权。所以当前在处理我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时应立足我国基本国情，着力利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保持国内稳定较快发展，提升综合国力，才能在对外解决边境问题上占据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