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私有化进程从未中断，但时至今日，俄罗斯的国有企业仍然牢牢地把控着国家经济的主要命脉，即政府控制最重要的战略企业。这些企业可以是单一制联邦企业，也可以是联邦政府持股的股份企业。绝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在战略性股份企业中持股比例大于25%，即政府对企业经营活动至少拥有否决权。表面上看，俄罗斯国有企业生产总值只占俄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左右。但是这并不能反映出俄罗斯国有企业在国家经济中实际具有的超级垄断地位。俄罗斯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有选择性的私有化，政府舍车保帅，通过放弃小型国企以加强对大型国企的掌控。
 
　　俄罗斯政府深谙通过少数股权来掌控企业的技巧，已经放弃了181家企业的绝对控股权。按照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对国有企业的定义：国家持股超过10%的企业即为国有企业。国营能源公司已不再满足于坐在家里抽取石油或天然气了。他们愈发频繁地到国外投机经营，以确保未来能源供应或者与私营公司的专业人士合作来提升业务水平并获得好的收益。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一直在东欧和亚洲全额收购石油和天然气公司。2008年它买进了塞尔维亚能源巨头——塞尔维亚石油工业公司51%的股份。在俄罗斯还存有这样一类占俄经济较大部分的企业，即形式上实现了私营化，但实质上延续原有体制的国有大型企业。这些大型企业的从业人员占就业人口的相当大的比率。即使经营不善，中央或地方政府也会从保持就业率角度，对这些大型企业实行补贴，并对其采取较多的保护措施。
 
　　俄罗斯政府一方面宣布要启动新一轮的私有化进程，但另一方面继续将重要企业纳入国家控制范畴。5月21日，普京发布总统令，将俄罗斯水电股份公司、统一电力系统联邦电网公司、系统操作员股份公司和地区间电力分配网络公司纳入国家战略企业的清单。在股票市场中，俄罗斯国有公司的市值占本国股市市值的62%。
 
　　作为俄罗斯经济支柱产业的油气工业，在过去几年国际能源价格持续飙升的形势下，为俄罗斯重振经济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也对结构调整起到了阻碍作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油价大幅下降，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随之大幅跌落，财政收入明显减少，出现巨额预算赤字。另外，过去几年“石油美元”的大量流入导致卢布持续升值，工业制成品进口增加，出口受到抑制。更为重要的是，油气行业的超常发展和高额利润，对资金、技术和劳动力产生了“虹吸效应”，自然资源开采行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总投资的1／3左右。无论我们承认不承认俄罗斯是否存在“荷兰病”，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由于大量的优良资本和劳动力涌向油气工业部门，制造业部门只能以被迫提高工资的方式防止劳动力的流失。这为制造业的发展增加了额外的生产成本，对制造业的资本形成和技术革新起到了压抑作用，导致结构调整难以取得积极进展，决定了俄罗斯经济的脆弱性和高风险。2012年年初，国际油价保持高位，但受欧洲债务危机影响，油价并不稳定。依照俄罗斯前财长库德林的判断，如果西班牙的债务危机全面爆发，油价半年内可能会跌至60美元。果真如此，这无疑让新普京时代的开篇即将遭遇风霜。
 
　　经济的高度垄断导致俄罗斯经济的集中化程度过高，效率低下。据世界银行估计，俄罗斯22个大企业集团（指年销售额超过7亿美元，员工人数超过两万人的企业）占工业品销售总额的39%，占工业企业总就业人口的20%左右。大企业的银行信贷占实体经济信贷总额的30%以上。有专家认为，垄断是俄罗斯经济的“顽疾”，是比“荷兰病”的影响更为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并将其称为“俄罗斯病”。长期以来，俄罗斯的垄断企业处在政府的强力保护之下，并在国内市场获得暂时的、虚假的竞争优势，却无法在国际市场形成真实竞争力，“国内为龙，国外为虫”的现象没有得到实质性改观。在政府行政干预下，国家垄断企业排斥其他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进入市场，最终导致整个经济失去竞争力，不仅阻碍结构调整，也有损于经济的长远发展。俄罗斯早已颁布《反垄断法》，但龙头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使得俄罗斯中小企业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之中。
 
　　高度的垄断性和垄断利润的存在，特别是垄断性能源企业极其巨大油气红利的存在，使得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不足，导致俄罗斯经济无法实现从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增长的转变，创新基本停留在纸面上。在国际低碳新兴产业方兴未艾的形势下，俄罗斯的相关产业发展严重滞后。此外，经济领域存在的高度垄断性也导致政治上集权的加剧，成为政治民主化的制约因素和滋生腐败的温床。　
 
　　四、俄罗斯威权主义危机的征候　
 
　　自2000年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以来，俄罗斯政治经济的运作都打上了威权主义的烙印，即普京政体是以领袖权威为基础、以强力控制为手段、以法律法规为保障、以善政善治为目标、具有西方民主程序的集权政治体制。威权主义政治通常是集权国家由集权走向民主进程中的一种权宜的过渡形式。换言之，普京的威权政治是俄罗斯从旧有的苏维埃集权模式向民主政体转型进程中出现的过渡性政治形式。这就决定了威权主义政治的双重性：集权传统与民主因子的复合体。它的运行逻辑理应是更多地走向民主，而不应大幅度地倒退并固化到集权上，如果是后者，那么这种政体就走向了集权主义甚至是专制主义。长期固化在集权上，并日益走向专制的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
 
　　纵观俄罗斯历史，自建国伊始，它就是一个超级中央集权国家，这一点已经内化到国家和民众的意识形态中。“极权主义是俄罗斯的古老传统”，“极权主义始终融化在俄国的血液中”。俄罗斯宪法虽明确规定放弃国家意识形态，但自2006年8月以威权主义为核心的“主权民主”被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宣布为该党的官方意识形态，威权主义即成为普京治理国家的典型政治符号。在普京执政的前八年，俄罗斯面临着由乱到治，由无序到有序的治理任务，威权主义政治总体上适应俄罗斯在大开大合的政治变迁过程中对秩序与权威的需求。这可谓是威权主义的“黄金八年”。但是俄罗斯的威权主义政治也存在弊端：它终究是极少数人的超级精英政治，排斥大多数人的共同参与；它在专制的废墟上培植出公民社会的萌芽，但难以培育出真正的公民社会之花；其政治顶层设计往往囿于极少数超级精英的道德标准、政治偏好、亲民意识、执政视野和权谋素质。当普京的政治进取心稍有减弱，或者过多地受制于利益集团，或者出现政治判断误差，俄罗斯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运行就会出现波动，而这种波动又会影响到威权政治的稳固度与合法性。例如，2011年9月，普京宣布竞选2012年的俄罗斯总统时就对社会接受心理的判断出现偏差，导致在之后举行的杜马选举和总统选举中“统一俄罗斯党”和其本人处于前所未有的窘境之中。最为关键的是，一旦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核心——民众认可的权威领袖，失去社会大多数的信任，并难以再产生领袖群伦的新人，那么这个体制的运行可能将陷入捉襟见肘，甚至是轰然崩摧的境地。肇始于2011年12月杜马选举后的大规模街头政治是普京威权主义政治的危机征候。
 
　　依照布热津斯基对俄罗斯新一轮街头政治的观察，“俄罗斯实际上正在出现基于民主准则和民主信念的公民社会，但这是否会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现实还是个未知数”。他认为，“俄罗斯应当成为欧洲大西洋体系的一员，这种体系意味着民主伙伴间的合作”，“从文化和历史意义上说，俄罗斯的确是西方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民主社会”。布热津斯基得的结论是，“俄罗斯目前还没有实现民主，因为民主运动还在现行政治体制之外。但民主已作为一个代替体制开始与现行政治体制并存了。目前对俄罗斯而言有两件事：一是社会发现了现行体制的问题，二是人民不再害怕——这是俄罗斯的全新现实。”　观察近一个时期俄罗斯的政治发展历程，笔者认为：在普京的民众信任危机征候的背后，是不甘于现状的俄罗斯中产阶级更多的政治经济诉求，即普京的民众信任危机的背后是中产阶级的危机，而这与国家发展危机密切关联。追根溯源，在民众信任危机、中产阶级危机和国家发展危机诸多征候的背后，是普京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出现了危机的征兆。原有的刚性威权主义政体适用于后苏联社会和能源经济，即普京所言的“发展的后苏联阶段”，但无法托举俄罗斯如井喷般的公民社会诉求和国家经济向更高层次的拔升，即国家“发展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