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时期影响深远的审查和自我审查机制是人们所熟知的。留给每个编辑和记者的余地极其有限。文章在框架设计上统一，留给记者的个人评论空间如果有的话，那也是极少的。在苏联解体期间和解体之后，媒体环境的变化巨大。从很多方面来看，1994年到1996年第一次车臣战争的这段时间恰好是新闻自由重新涌现的顶峰，而这场广泛不受欢迎的战争主要由于负面宣传而停战。然而，情况再次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事态主要是以“无奇不有”为特征。2004年至2009年期间的严格控制，使新闻媒体在诸如车臣战争、反恐政策和安全领域腐败等敏感话题上拥有较少自由。以安娜·波里科夫斯卡娅(Anna Politkovskaya)为代表的大量记者在过于尖锐地报道这些敏感话题后被暗杀。传媒坏境的严寒充分反映了俄罗斯政治体制今人不安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的乐观主义和民主萌芽己被以纵向等级权力的再次控制为特征的“去民主”进程所代替，杜马的作用受到极大限制，可靠的反对派的数量和活动均锐减。

　　在研究选取的第一年，即1984年，《消息报》是毫无争议的权威的官方机构，名义上传达内阁会议(the Council ofMimsmrs)，即执政内阁(the formal cabinet)的意见。但是从苏联时期党政合一的角度来看，《消息报》实质上是苏联共产党的喉舌。在20世纪的90年代，《消息报》变成寡头产业，独立而且有时具有相当的批判性，但是从那时起就变成了较为边缘化的媒体声音。自2005年起，《消息报》由俄罗斯的国有能源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控股。《共青团真理报》的发展没有那么复杂：从不太活跃的苏联时期共产主义共青团官方报纸到今日俄罗斯最畅销的通俗性报纸。

　　在20世纪80年代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重建政策时期，平面媒体成了披露批判性信息和前所未闻真相的最重要的平台。然而，随着电视的盛行，平面媒体的重要性减弱。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俄罗斯主要的全国性报纸的总发行量减少了三分之一。在任意一天，看全国性电视节目的俄罗斯观众人数都超过了全国性报纸读者人数的6倍。此外，如今网络的重要性也明显提升。然而，如果要对这30年中传媒的内容作个比较的话，考虑到研究中涉及到的较早年份不同媒体的易得性和绝对存在度，平面媒体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描绘他者美国　反映俄罗斯自身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认为美国在俄罗斯媒体中的公众形象对于理解当代俄罗斯自我身份至关重要。我们从普遍的建构主义者的角度得出这个观点，这也是当代身份理论的一个主流视角。我们也参考了持续了百年之久的俄罗斯传统论战，即争论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是否是其国家身份发展的关键所在。斯拉夫派秉持着西方堕落、文化劣等、俄罗斯需要掌握自己命运的观点，而西方派则认为俄罗斯的现代化亟需与西方合作。这场大讨论自彼得大帝时期便已开始，包含了贯穿整个20世纪的延续相关的元叙述。20世纪中叶，美国成为俄罗斯公众意识中的西方的缩影。

　　根据建构主义国际关系学者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的“镜我”的概念，自我观念久而久之会反映重要他者的行为。自我是行为体社会化的反映，或者就像依维·B·诺依曼(IverB，Neurnarm)提出的，“他人的脸召唤出自我的存在”。通过追寻俄罗斯媒体中美国的镜像，我们期待收集到其中反映出的俄罗斯自我形象的有趣观点。

　　同很多人一样，我们认为集体自我的观念是只能通过社会交往形成的。事实上，是在我们理解的疆界中的持续互动形成了群体身份。身份构建假设集体自我与或多或少不同的他者定期接触，这些他者的范围从善良仁慈到邪恶阴险。通常后者与群体自我意识关联性更大，负面模型和敌人意象对定义群体身份至关重要。当他者被描述为无用和无法达到本群体标准时，自我意象就会上升为有道德的和善良的。因此，我们认为通过分析美国在俄罗斯的形象可以获得对于俄罗斯自我认知的深刻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