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时代，一座城市的最高官员办公室里可以挂两张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画像，一般官员就只能挂一张画像，所以，列宁的画像在任何级别官员办公室里都可以看见。普京回到圣彼得堡时，列宁的画像已被多数人取了下来，这时候的官员们，可以在那空白的墙壁以及挂钩上挂上自己喜欢的画像。叶利钦成为这时流行的“办公室画像”。

　　普京选了一张彼得大帝的画像——当时有两张画像供他选择，一张画像是浪漫派画法，画上的彼得，头发弯曲，佩戴肩章，还很年轻；普京要了另一张，一幅雕版印刷画，这是晚年的彼得大帝，当时他正积极实施改革。当年普鲁士战役和北方战争刚一结束，彼得大帝就开始为俄罗斯帝国打下基础。为普京送画的当事人回忆：我认为他选择这张肖像是有用意的。那幅画不仅少见，也很少人知道。画上的彼得大帝神情忧伤，心事重重。

　　别列佐夫斯基

　　当普京结束自己在安德罗波夫红旗学院学习之际，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正在为自己那“半辆”日古利牌小汽车而奋斗。在同一时空里，这是平行运行的两条生活轨迹。

　　别列佐夫斯基看上了他同事那辆旧的、被撞坏了的红色日古利小汽车。他是科学院管理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这是一家在应用数学、自动化以及新兴计算机科学领域享有声望的国家级研究机构。毕竟大家都是知识分子，别列佐夫斯基提出了一个有创意的解决方案：如果他将这辆车全部翻新，可否分享这辆小汽车？

　　日古利汽车的结构是经过简化改型的菲亚特（FIAT），它从意大利引进一条完整的菲亚特生产线，1970年开始生产，在伏尔加河畔的陶里亚蒂镇有巨大的汽车厂。当时的苏联，小汽车的需求量实在太大，生产不免粗糙，尤其零配件奇缺，几乎到了流通领域硬通货的程度。那位同事后来接受采访，讲述他认识的别列佐夫斯基，故事就从这里开始：“这辆破车，每天都熄火，因为它实在太老了，如果它看上去像一辆新的，当然好。”别列佐夫斯基的提议，有巨大的诱惑力，可是他的同事还是有疑问：“谁把它从莫斯科开到1000公里外的陶里亚蒂呢？”

　　刚刚拿到驾照两天的别列佐夫斯基信心满满，他来开这段距离！

　　同事不信这个。他们找到一个测试办法：“坡起”——将车停在坡道上，拉上手刹，由别列佐夫斯基开动汽车。毕竟是新手，一松手刹就溜下了坡，同事描述此时的别列佐夫斯基：他一点也不气馁，反而更积极地说服我：“没关系，让我去吧！”

　　别列佐夫斯基果真把车开回来了，还真跟新的一样。同事开始跟他分享这辆小汽车，一周轮换一次。40岁时的别列佐夫斯基这才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车。不久，他的同事注意到，自己每周最多可以跑到500公里，可别列佐夫斯基竟然经常跑到3000公里，几乎像从不停歇地在路上跑着。别列佐夫斯基回忆那时：“我不能告诉你，有了这车我是多么高兴。”

　　这半辆车，是别列佐夫斯基后来命运的起点。

　　可是，如果汽车零配件都成了硬通货，别列佐夫斯基是如何可以将一辆旧车完全翻新的呢？这是《华盛顿邮报》驻俄罗斯记者戴维·霍夫曼的好奇，他描述那个时代的苏联：当社会主义体制削弱时，政府对科学研究可以拯救体制的想法深信不疑。中央计划决策者和党的理论家都指望科学——完全根据经验得来的数据、数学公式、伟大的思想——可以治愈漫长的经济停滞。别列佐夫斯基所在的管理问题研究所，研究与解决问题的方向是苏联工业，别列佐夫斯基与陶里亚蒂的汽车厂，就是因为研究而建立起了关系。

　　这种研究与应用模式，于中国人而言，并不陌生。但回到苏联现实，研究者的项目究竟能够多大程度上解决企业的生产效率？后来大家逐渐明白，这是一个名正言顺地将国家经费套出来的游戏。一个具体研究项目是否真有价值，对庞大的汽车厂家而言，无足轻重，但对经手的当事人，却意义重大。能够圆满完成这个游戏，有赖于“关系”，聪明的别列佐夫斯基早早发现了这一点，翻新一辆车，当然简单。

　　当他开回那辆翻新的小车之时，他回忆说：“我明白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在那个时候，相当多的人想买小汽车。没有公寓没关系，缺少衣服也没关系，但没汽车不行。”在这种背景下，别列佐夫斯基意识到，陶里亚蒂镇的伏尔加汽车厂，“不是一座工厂，而是一个金矿”。伏尔加汽车厂，是苏联时期最大的工业企业，它的产值在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中超过1%。

　　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已经开始了他的苏联经济与政治改革。

　　当普京和他的同事开始筹划“光线”行动之际，别列佐夫斯基找到了剧变时代他的“第一桶金”。他将自己设计的一款软件直接推销给了国家科委——让他们相信这是款好软件，在传统体制之下，苏联最高科技部门的认可，其结果，帮助别列佐夫斯基卖出去了几万张软件。第一桶金挣回了100万卢布。在当时，这是极大的收益。

　　经济改革对伏尔加汽车厂而言，出现了新的汽车销售方式——“代售”。即货物出售后付款。这种方式改变了传统的国有垄断销售渠道，只是当时大家金额有限，这种“代售”一次最多也只有100～200辆汽车。别列佐夫斯基要的不是“金沙”而是“金矿”，而靠他的软件以及后来的一系列运作，他拥有一般“代售商”所没有的巨大金额，他将怎么办呢？

　　别列佐夫斯基是研究员，他有系统性的思考路径。“厂长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莫斯科的关系，这个我们目前还没有；他们还需要以科学院代表团名义的出国考察，这个我们可以帮忙。”进攻“金矿”的准备，路径选择仍然是：建立关系。显然，此时可以帮自己翻新小车的关系，已经不足应付。别列佐夫斯基的目标是伏尔加汽车厂管理零件的副总经理——他把这位副总拉进了研究所一个专题研究项目的团队。这并不过分，传统研究与应用模式里，这是自然不过的办法。1987年，这位副总经理的论文获得了研究所的副博士论文答辩。别列佐夫斯基告诉美国记者，他对“这篇论文的研究工作起了非常微妙的作用”。

　　后来这位副总经理以及曾经与他分享日古利小汽车的研究所同事，都成了别列佐夫斯基公司里的高级管理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