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别列佐夫斯基送出去了多少钱呢？没人知道。那位记者描述当年的行情：不是用具体数额，而是用高度来计量。要多高的一捆美元，是谈判关键。比如说，最后他们决定，为了这个合同，好吧，我要5厘米的美元。

　　最后的结果是，别列佐夫斯基说这笔进口汽车生意他赚了300万美元。之后，他开始真正进攻汽车“金矿”了。他从伏尔加汽车厂要的“代售”汽车，不是几百辆，而是几万辆——第一批汽车，3.5万辆。先付10%的定金，剩余车款两年半后付清。

　　别列佐夫斯基的财富进入决定性的高度增长期，这个时候，汽车赚钱可不只是一个批零差价那么简单。《华盛顿邮报》记者霍夫曼洞穿了其间骗局：别列佐夫斯基打算用卢布来偿还伏尔加汽车厂的车款，可是过度的通货膨胀就在眼前。这意味着，他偿还的购车款要远远少于当初他购买时的价格。

　　是这样计算的：以1993年1月开始计算，日古利基本车型的批发价格是19万卢布，约等于3321美元；同样是这一时段，别列佐夫斯基的零售价是：4590美元——每辆车加价1269美元。这是他基本的批零差价利润，但这只是纸面上的。因为两年后，通货膨胀导致527卢布兑换1美元，这一汇率变化，结果就是别列佐夫斯基用极低的价格买进汽车，再用几乎可以当卫生纸的卢布还款。从另一种角度观察这种交易：预付定金后，他同意以相当于2989美元一辆车的价格还款；而两年通胀后，他还按当年计算的卢布还款，这笔还款只相当于每辆车360美元。如果将3.5万辆车以平均3000美元计算，经过加价与通胀，他的利润是1.05亿美元。

　　——如果按527卢布兑换1美元计，此次交易，别列佐夫斯基获利500多亿卢布，比之当年那款软件所赚的100万卢布，他当然是超级富翁了。这几乎是火箭般的发财速度。

　　霍夫曼跟别列佐夫斯基计算他的这笔交易的收益，别列佐夫斯基很得意：“伏尔加汽车厂的经济学家们不明白这些道理。”霍夫曼也去问伏尔加汽车厂的总经理卡丹尼科夫是否感到内疚，得到的回答是：“我不感到后悔。很清楚的是，为什么我给他们汽车，让他们销售，因为从前那种方式不是销售，而是‘分配’。”这下轮到美国人糊涂了。当然，事实很清楚：卡丹尼科夫几乎把工厂的汽车白送出去了，伏尔加汽车厂迅速衰落。

　　一个国家转型故事，不太可以单纯用经济计算的方式观察。它更复杂。

　　古辛斯基

　　与只拥有“半辆车”的别列佐夫斯基相比，那个时候，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是幸运的，他完全拥有属于自己的小汽车；但他也是不幸的，他只能用它来冒充出租车，去机场拉“黑活”。

　　准确地讲，古辛斯基失业了；失业之前，他是戏剧导演。

　　与普京同样出生于1952年的古辛斯基，是“街道上”长大的孩子，这跟工厂大院里长大的孩子相似，性格比较不吝。但他是犹太人，这一身份很限制他。他最初想报考的大学，是一所专门为军工企业培养专家的学校，这种学校不接受犹太人——大家告诉他，别报了，他们不要犹太人。古辛斯基不服，非报不可，学校拒绝了他。他只能去读一所石油天然气学院。后来古辛斯基描述他不被莫斯科那所大学录取，极为愤怒：“我对每个人都生气，对整个世界都不满意。”结果石油天然气学院他也未能读完，辍学，然后去当兵。部队留给他的痕迹是，掉了几颗牙，因为打架；复员后，朋友建议他去报考莫斯科的国家戏剧艺术研究学院，这真是一个很奇怪的建议。古辛斯基数学、物理很好，这是他有勇气报考理工大学的条件，但他既没读过莎士比亚，也没读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他还是决定试试。

　　面试他的是莫斯科小剧院主要导演拉文斯基赫，他对愤怒的古辛斯基很有兴趣：“你为什么要学习戏剧导演？”“我要了解生活，生活中有很多东西让我感到惊讶。”“什么东西让你感到最惊讶？”“人们之间缺乏沟通，人们已经失去互相理解的能力了。”拉文斯基赫决定录取他，虽然他是班上唯一一个没有戏剧经验的考生。这次考试仍然碰到犹太人问题，拉文斯基赫录取了3个犹太人，而全部学生只有15个。“你在干什么？（犹太人）太多了！”党的官员指责他。古辛斯基说，拉文斯基赫不喜欢别人施压，他固执地坚持不放弃犹太学生。

　　“生活中有很多东西让我感到惊讶。”这是一句好台词。当然，后来这种感叹发生逆转，古辛斯基让更多的人感到惊讶。

　　莫斯科的戏剧舞台竞争太过激烈，古辛斯基没有太多导戏的机会，他参加了1986年的友好运动会，当文艺演出导演。他的戏剧同行很反感他去做这种导演：“在台上指挥那些女孩子如何走动，手里玩耍那些愚蠢的木棍，难道这就是戏剧导演真正的工作？”

　　或许正是这种大型非戏剧演出的导演工作，开启了古辛斯基另种艺术表达。当时戈尔巴乔夫倡导艺术自由，古辛斯基与共青团莫斯科市委联合组织了一个“戏剧一日”活动，他们决定改变瓦西里大街的样子，用黑色的缎带为树做花边装饰……于是，克格勃基层官员生气了，这条大街，“戈尔巴乔夫要路过它去克里姆林宫”。他们当着共青团市委领导的面，拘捕了古辛斯基，指控他搞反苏活动。他被禁止做任何大型演出导演，他失去了工作，但家里还有妻子与儿子需要他供养。拉“黑活”成了生活来源。

　　一天晚上，他从车上下来，准备抽支烟，结果——他发现了自己的“金矿”！这个故事，戏剧导演古辛斯基讲得更精彩：“我把车停在电车站附近。当时我很瘦，穿一个皮夹克，我看了眼存放变压器的地方，转过去，准备抽烟；很本能，我又转回来，突然我看见了一个金矿！这是什么东西？一个巨大的木圈，足有两米高，里面缠着铜电缆，铜电缆是供电车变压器使用的。它长长的，是纯铜。我意识到，这就是我的金矿！”

　　所谓金矿，是一种铜手镯，当时在苏联非常流行。古辛斯基看到了木圈里的铜线，他偷走了它——国家财产，然后找到一家闲置的工厂，6台金属压印机开始加班生产。然后他又成立了自己的合作企业，这家企业每天可生产5万多件手镯，一个手镯的成本是3戈比，售价为5卢布，一天他就可收入25万卢布。这是一位研究院博士月薪的500倍。变革年代，“黑车”司机找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生活逆转，导演生涯也已远去。

　　从微观上观察苏联的经济改革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最早在莫斯科，启动进入市场经济的方式是开办“合作企业”。所谓“合作企业”，就是私营企业。叶利钦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时，任命卢日科夫来审批“合作企业”——审批的实质就是卢日科夫代表私企主们，跟行政管理部门讨价还讨的过程。后来，研究者总结苏联的“资本主义之父”，“之父”当然不止一个人，但无论有几个“之父”，卢日科夫都名列其中。

　　大概也只有强悍如卢日科夫，才可能去办理审批合作企业这样的事。这事当时是新鲜事，《莫斯科新闻》记录了当时如何审批一家合作企业：一个有着三个孩子的戏剧演员，申请批准她办一个烘焙蛋糕的小店，卢日科夫和另外两个官员同意了，但反对者开始“按章办事”：公寓面积多大？有健康证吗？如何照顾孩子呢？……这一切都得到妥当的答案，没有难倒这个演员。接下来，一位卫生部门控制流行病的女官员提出一个尖端问题：您的公寓内有饮食行业专用的通风设备吗？这个问题不止那个演员，审批委员会的其他官员都不知是什么意思。卢日科夫发飙了：“走吧！回到你自己该去的地方！我是这个委员会的主任，我同意这名妇女从事这项生意。”这位记者感叹，不是卢日科夫，这事还真难办。

　　很多时候，卢日科夫也不知如何办，他经常会跟私企主们在晚上进行讨论，寻找如何突破僵化的计划经济结构。这时候，他妻子去世了，他的时间更多了。一次他邀请古辛斯基去他家做客：“咱们喝点什么？喝茶吧。”卢日科夫找到了茶与茶杯，从冰箱里找茶点，找来找去，找出一块发霉的黑麦面包……“从那时起，我们的关系变得很亲密了。”古辛斯基说。

　　在自己美国生意合伙人的邀请下，古辛斯基陪卢日科夫访问美国。那时候，卢日科夫最大的梦想是在莫斯科开办一个巨型的中央食品生产基地，跟他们传统的超大企业一样。美国人带着他俩去了超市，“卢日科夫被惊呆了！”这种超市跟他想象的莫斯科生产基地完全不同，他不停地提问，还坚持要到超市后面去看肉是如何切割的……

　　从美国回来后，他俩开始合作，古辛斯基有了自己稳定而长久的靠山：与权力结合，这是“新莫斯科人”一般模式。卢日科夫为古辛斯基提供莫斯科的旧房屋，完全免费；古辛斯基重建完这些房屋后，把其中一半或者2/3交还给市政府。对他来说，把剩下的部分卖掉，他仍然能赚巨大的利润；而对卢日科夫而言，他虽然掌握控制建筑物的批条，但没有其他的资源可供他支配，而现在，不费劲就为市里得到贵重的新修缮的房屋和办公空间。这对双方，自是“双赢”，也拓展了卢日科夫后来城市改造的思路。也因这个合作计划的展开，古辛斯基创办属于自己的桥银行，早期网络了莫斯科市政府主要账户，这当然是一个特权，他可以与市政府的资金打交道。铜手镯生产者，找到了自己进入市场经济的路径。

　　古辛斯基与别列佐夫斯基虽然都是犹太人，但显然街头出来的、曾经的愤怒青年古辛斯基有着自己的尊严与敏感。他的财富激增之路远不如别列佐夫斯基戏剧，但他却很平衡地找到了与财富共同增加的权力来源——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