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必要隐瞒，我向来喜欢简单、有效的决定。我总觉得，快刀斩乱麻比长年累月拖拖沓沓解决难题更为容易。我下定决心，对班子里的人说：“准备起草文件……”繁杂的法律工作开始了，我们起草了一系列命令，其中包括禁止共产党活动、解散杜马、将总统选举延期举行等等。采取这些措施是因为大家认为局限于现行宪法的条条框框，我没有能够解决危机。我确切、简洁地对自己做了这样的说明：我是用超越宪法规定这个品质问题上的沉重损失作为代价，来完成还在行使总统职权初期给自己提出的一项主要任务。

　　“两条路线”的斗争确实激烈。为什么叶利钦会想出解散杜马、取消共产党呢？

　　在这个建议提出之前，俄罗斯国家杜马投票，以250票对98票，通过决议取消1991年别洛韦日密林协议——正是这个由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国签署的协议促成苏联解体。这是叶利钦政治生命中，最为惊人的一次选择。以俄共为国家杜马多数的这次决议，实则为一个政治宣言。但这个决议，成了科尔扎科夫解散国家杜马完美的借口。

　　在有总理、副总理和强力部门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叶利钦提出了解散国家杜马的意见。只有内务部长激烈反对这个决定：“打仗？这可是国内战争！”

　　“剩下独自一人，我做了全面的考虑：必须马上，在一昼夜内决定。这种事情不能拖延，否则就会走漏风声。我又感到内心发寒：我必须独自采取决定，独自为此负责。”——这就是当时的叶利钦的状况。别列佐夫斯基还有古辛斯基也得到了克里姆林宫里的消息，他们决定公布它，“阻止它的最好办法就是公开它”。叶利钦的女儿，还有丘拜斯做最后一搏，去了克里姆林宫，他们的反对更为激烈。“最终，我还是撤销了几乎已经做出的决定。至今我仍然感谢命运，感谢丘拜斯和塔尼娅，因为在这个时刻响起了另外一种声音；而我，一个拥有巨大权力的人，对我的信任者深感惭愧……”最后时刻，解散中止，没有选择抹掉棋盘上的棋子。

　　叶利钦终于真正地走向了总统竞选的竞技场。他确立的竞选战略：鲍里斯·叶利钦是总统候选人之一，并不就是总统。

　　科尔扎科夫当然不满意自己的计划落空，他并不相信叶利钦可以竞选成功。他略用小计，逮住了第2号竞选总部盗窃竞选经费的人员。这在一天夜里，所有寡头们都可能因此事件而被科尔扎科夫收拾——想想他曾经对待古辛斯基的办法，叶利钦的女儿跟寡头们待在一起，决定舍命相陪。正因为在夜里，谁也不敢叫醒在睡觉的叶利钦，这才是僵局的关键。第二天叶利钦醒了，知道了此事，立即签署命令，解除科尔扎科夫的总统卫队长之职。这个解职，促使科尔扎科夫写出了他的“总统秘闻”，那种种“宫廷”传奇，得以传播。

　　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的电视台把全部的赌注押给了叶利钦，而另外两家国有电视台，归克里姆林宫管，这使第一轮大选前五周内，叶利钦在一些主要新闻节目中露面的次数是他的对手的三倍。第一轮结果出来了，叶利钦得票率为35.28%，领先久加诺夫的32.03%，但双方都没有超过50%，需要进入第二轮再决高低。

　　在第二轮投票前两周，叶利钦再次病倒。“突然，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仿佛有人从腋下将我架起，拖走。一个高大、强壮的人。那时还没有觉得疼痛，就是这种恍如隔世的惊恐。有一种接触到另外一个世界、接触到与我们全然不知的另一种现实的感觉。……我在心里想：上帝，为什么我竟然如此不走运！已经是第二轮了，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数！”

　　麻烦的是，在第二轮投票前，他还必须完成一个对全国预选的电视演讲。而以第一轮投票时的经验，如果民众得知他生病的消息，他将失去支持。在奥斯隆就是这种情况，选票的数目表明，票数每天下滑0.5～1个百分点。这个时候，其实他讲话都很困难。

　　录像带拿回电视台了。“视频专家对带子进行了令人惊异的改造。为了使它听起来很好，我们做了艰苦的工作。”后来主持其事者告诉美国记者，“最后的结果，那段视频给观众的印象就是，叶利钦的声音听起来僵硬而不均匀。但对广大民众来说，这并不会表明叶利钦刚刚犯了心脏病。”电视台的修饰工作一直持续到投票当天，叶利钦的投票画面也是经过编辑的，他身旁的两个穿白大褂的医生被删除了。不让民众知道叶利钦的病情——这是寡头们送给叶利钦的礼物与支持。而完成这一切工作的，是那家在车臣战争中崛起、后来还经常以叶利钦为丑角的古辛斯基的独立电视台。几年后，古辛斯基回顾这段经历，他说：“我们实在与总统走得太近，陷得太深。这是不正确的。”

　　第二轮投票结束，叶利钦以53.82%的选票获胜，久加诺夫得到了40.31%的选票。

　　公正而言，这次选举意味着，国有化以及计划经济、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往回走与继续向前进，都是可能被民众选择的路向。这段时间正在俄罗斯做驻站记者的戴维·霍夫曼描述他对这个国家的选举的观感：叶利钦虽然建立起他所深信不疑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但4年时间里，他没能为俄罗斯商场里的空架子增添足够的货物。因为我个人经历了这段日子，所以我能理解叶利钦赢得选票的原因。虽然俄罗斯人民适应了新生活方式，特别是经济方式，但成千上万的工薪阶层和老年人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他们仍是久加诺夫的拥护者。

　　选举背后的“路线斗争”没有重回计划经济旧路，深度参与选举的寡头们，在拯救了叶利钦的同时，也拯救了自己。只是，这一胜利使寡头们对自己的权力与能力有了新的认识。别列佐夫斯基提出了他“著名”的观点：“权力听命于财富”——“有两种类型的权力，一种是意识形态的权力，一种是资本形态的权力。不过现在意识形态的权力已经不存在了，新的权力就是资本。如果什么对资本很有利，那毫无疑问，它对国家也是有利的。”随后，别列佐夫斯基获得了真正的权力，他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

　　“两条路线”的斗争，经此总统选举，似乎告一阶段，再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已不太可能。久加诺夫此后也曾再次参加总统竞选，但没有像这次选举一样，如此接近胜利。稍后，叶利钦敏锐地发现了新的挑战：“问题的另一面在于，在大选期间，金融资本变成了政治资本。银行家们开始试图公然地、直接地对政权机构施加影响，在政治家的背后操纵国家。我们才刚刚摆脱叛乱的威胁、‘左派’的复仇，我们才刚刚建立起公民社会的正常制度，可突然间又出现了新的、危险的挑战。”显然，“路线”斗争那条纲领性脉络，虽然并未消失，但自此逐渐让位于资本与权力的博弈。叶利钦还有胜算的机会吗？

　　普京的工作

　　大选结束，普京来到莫斯科寻找新的工作。但是，第一个机会失去了——可能出任政府主管的亚格罗夫被解职，曾经说妥了的那个副手的职位，取消了。

　　普京后来告诉媒体：“情况确实不妙，我有家庭，你们知道，局面必须扭转，无论通过什么办法。”可是，莫斯科的工作并不那么容易获得。

　　接替亚格罗夫位置的是丘拜斯，也是圣彼得堡出来的官员。在普京进入索布恰克的列宁格勒苏维埃班子之前，丘拜斯是列宁格勒苏维埃第一副主席，他们曾有极其短暂的共事经历。随后，丘拜斯就到了莫斯科，开始设计俄罗斯经济转轨方略。在朋友的帮助下，普京再次去到莫斯科，硬着头皮去找丘拜斯，希望获得一份工作。此时，丘拜斯手里工作的机会挺多，他给了普京一个位置，负责公共联络局。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必须扭转局面的普京说：“这份工作确实不合我的口味。但我又能做什么呢？如果非让我和公众接触，那我只好这样。”

　　普京终于找到工作，他要飞回去，把家搬来莫斯科。在去机场的路上，他的朋友告诉他：“鲍尔萨科夫升为第一副总理了，我们打个电话祝贺一下！”鲍尔萨科夫同样出自圣彼得堡，也如丘拜斯一样，是列宁格勒苏维埃的副主席。但是，索布恰克不喜欢他，让他走了。他曾经的境况跟此时的普京相似，普京说：“他险些流浪街头，做了几份工作……他因公来圣彼得堡时，我从来没有让他在接待室里等候，总是放下手头的工作，亲自去见他。或许他还记得我。”鲍尔萨科夫当然记得普京，他让普京别走，放弃这班飞机，他来想办法。

　　商人需要关系，权力场上的人，当然也需要关系资源。在鲍尔萨科夫的直接帮助下，普京获得了总统事务管理局副局长的位置，负责法律处和俄罗斯境外财产。1996年8月，他终于进入莫斯科老广场政府办公楼，开始了他的新工作。

　　看上去，曾经在同一时空里平行运行的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以及普京的生活轨迹，有了交叉的可能。只是，这时才好不容易找到莫斯科工作的普京，与这些可以“拯救总统”的寡头们，距离相差实在太大。

　　莫斯科之于普京一家，“不是去不去莫斯科的问题，我知道非去不可”。普京的妻子柳德米拉后来告诉媒体，“我们必须承认圣彼得堡属于外省，至少在政治上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