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普京以战争，以这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创造出的“自己的文明”？

　　比较那一时期的媒体报道，相对于俄罗斯媒体的各种极端的声音，西方媒体相反倒展示了一种远距离观察的冷静。美国《洛杉矶时报》曾刊载一篇《正在崩溃帝国的杂音》，文章将20世纪俄罗斯局势与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做了比较：“不只车臣，整个北高加索这8年来都处于起义状态，俄罗斯如果不设法改变这一局面，将导致自我毁灭。西方应当准备为俄罗斯送葬，而不是在手术之后等待它的康复和振兴。”

　　车臣问题的后果意味着俄罗斯一如奥斯曼帝国一样的崩溃，这是西方人的观察，当然也是叶利钦与普京的判断。问题是，当这个国家转向民主政治，国家选择将以民意为基础时，国家逻辑如何形成民意，才是关键。很遗憾，此时的俄罗斯政治人物，还没有意识到，也没有能力完成这种转化。很幸运，历史有自身逻辑，它站在了普京这边。

　　普京尤其是他的崛起的研究中，有两个核心性议题，其一，他如何从服务克格勃15年转变为一位民主派人士服务？其二，他为何会以战争而赢得民意以及高支持率？

　　第二次车臣战争，以一种令人恐怖的方式开始。在车臣武装力量攻克达吉斯坦西南部博特利赫之后，他们采取了一系列上次让他们获胜的恐怖主义手段：9月4日，在克里姆林宫围墙对面，用爆破的方法炸毁了坐落在曼尼日纳亚广场上的儿童游戏自动机大厅；与此同时，无线电控制的地雷又在达吉斯坦的一座城市五层楼里爆炸，夺走了4个人的生命。9月9日，重型炸弹使得坐落在莫斯科地区东南方向的别恰特尼克一幢9层高的大楼震动，从一大堆废墟下，扒出93具尸体。过了4天，还有一栋坐落在首都东北面的9层楼被爆毁，这次死亡118人……这一系列恐怖事件当然都是媒体的头条新闻，恐慌迅速在莫斯科以及俄罗斯全国漫延。车臣恐怖分子希望用这种方式来迫使俄罗斯政府屈服，但这一系列事件，所引发的民众的恐慌，反而迅速形成共识性民意。

　　这不是任何政治家可以操纵的，是历史自身的逻辑：恐慌既能涣散人心，也能凝聚民意形成斗志。只是，凝聚民意需要一位强悍的领袖。理性的、对车臣民族遭遇的同情以及对他们独立选择的认同，此际由全社会的恐慌情绪所取代。这一时刻，曾经的历史走向开始逆转。

　　更全面地理解俄罗斯民意的变化，德国人阿列克塞德尔·拉尔提供了一种更大范围里的观察——这年3月，科索沃战争爆发。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也就是在这次战争中被炸。

　　拉尔分析说：在科索沃发生的军事行动，不仅毁坏了北约组织同盟在俄罗斯人心目中的威信，也迫使他们对于作为国家制度形成的民主化的优越性产生怀疑……在战争影响下不由自主地经受着考验的、苦难重重的，不合格的综合体（俄罗斯）社会感觉到了西方现在没有任何谴责俄罗斯暴力行动的道德标准了。俄罗斯的许多公民突然对于利用武力解决自己国内的领土问题不再感到讨厌了。他们从根本上认识到，如果连文明的西方国家都不鄙弃暴力压制，那么，俄罗斯根据它真正存在的问题，也应该站在这条路上，这种观点得到了相当广泛的传播。

　　这一切都是当时普京所清楚思考的吗？当然不是，这只是历史发生后，评论家复盘所寻找历史逻辑里民意基础的来源。回到准备车臣战争前的那个时刻，俄罗斯作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有个非常精彩的论述：“爱因斯坦在回答伟大发现是如何诞生的这一问题时，曾说过：非常简单。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答案。但是，这时来了一个对此一无所知的人……”这个人叫普京。

　　普京的强硬，与他未必完全清楚的渴望国家强大、需要强悍领袖的民意结合了。战争一开始，他的支持率就迅速跳高，“俄罗斯开始喜欢上一位他们从前完全不了解的人”。那个根本不被任何人看好的普京，因为战争，翻盘了。

　　战争之后

　　国家杜马选举期间，媒体问普京他将支持什么党，他回答说支持“团结”，结果这个选举前才成立的新的政治联盟，竟然在选举中成为国家杜马第二大党。曾经令叶利钦极端恐惧的卢日科夫—普里马科夫组合，以及他们的“祖国—全俄罗斯”——杜马选举最大热门，选举中大衰，甚至排名在“团结”之后。其中原因很简单，这个联盟的领导人坚决反对对车臣进行军事行动，直到杜马选举最后时刻，才小心翼翼地支持普京战争政策，但选票已经流失。

　　战争改变了普京，也改变了俄罗斯。开始是被动的，后来，普京主动了。自此，所有的权谋逻辑都让位于普京拥有的“历史逻辑”——时势给了他一个机会，可以离开由当权者与寡头们制造的游戏，他另辟战场并赢得了可以回来改变规则的能力。

　　古辛斯基和他的传媒集团当然一秉传统，以反战的姿态出现。他们开始面临困局，在第一次车臣战争时候，俄罗斯军方对信息的控制并不那么严格。到了这次车臣战争，形势大变，军方开始严厉控制，尤其是电视频道，电视画面上不再容易出现血淋淋的战争场面。取而代之的是军方发言人宣读官方声明，而战场上的消息被严格审查。这不是古辛斯基唯一的麻烦。为他开创第一次车臣战争报道模式，并使这种模式大受欢迎的搭档，对如何报道这次战争，与古辛斯基发生分歧——毕竟这次战争是在跟第一次战争完全不同的氛围下开始的，莫斯科以及俄罗斯民众处于恐惧之下，这深刻地影响了记者；而这位古辛斯基的搭档既认同这种民众情绪，也认可军方，他说：“当你亲眼看到了所有的东西，当国防部告诉了你实情，你实在没有必要再向其他任何人打听其他消息了。”因为不能说服古辛斯基，这位搭档辞职了。

　　普京的强硬不只对对垒的敌方，对媒体同样强硬。

　　当然也有决然的记者。为美国资助的“自由之声”工作的俄罗斯记者巴比特斯基，独自穿越战场进到车臣，并在报道中详细描述他是如何绕开俄罗斯方面的检查站，而这个行程图既有俄军检查站具体的位置，也有如何躲避俄军的手段。他从车臣回来后，发出的报道非常具体地描述了车臣方面如何砍下被俘俄罗斯士兵的头……俄罗斯警方逮捕了他，理由是他的“不爱国的”新闻报道。在接受调查时，巴比特斯基说：“我不相信你们，我相信车臣人。”正巧这时车臣武装力量方面表示他们愿意以释放几名俄罗斯士兵来交换被捕的记者，俄罗斯方面去询问巴比特斯基乐不乐意被交换，他同意了。结果，巴比特斯基交换回5名俄罗斯士兵。后来，有人给“自由之声”送来一盘录像带，录像带里面的巴比特斯基面容苍白，憔悴不堪，言语迟缓，说他想回家。这个新闻引发强烈关注。

　　战争期间，车臣方面绑架了若干记者，既有俄罗斯，也有西方的记者。但像巴比特斯基这样被主动交换的记者，也只是享受的被绑架者的待遇。车臣方面的绑架行为，也让众多第一次战争时的战场记者，不太敢重回战场，巴比特斯基事件引发了对政府行为的广泛质疑。

　　在《第一人：普京自述》里，记者用极长的篇幅了解普京对马比特斯基事件的看法。普京的解释直接而硬朗：“我们的国家正处在相当复杂的时期。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俄罗斯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内士气造成的。这一点你们可能同意。俄罗斯人不明白，我们的战士为什么理想而战。那些士兵献出生命，回报却是诅咒。他们是在为国家利益做出牺牲，却被公开羞辱。幸运的是，这次不同了，巴比特斯基与他的同伙妄想扭转这种形势。他直接替敌人效力。他不是中立的信息来源。他为叛匪工作，他做的要比一挺机关枪更危险。我们对言论自由有不同的解释，如果你指的是直接参与犯罪，我们永远不会同意言论自由。”如果巴比特斯基活着从车臣回来之后会怎样？普京答：“他一出现，就要传他接受调查。”

　　这是普京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华盛顿邮报》驻俄罗斯记者戴维·霍夫曼在他所著的《寡头》里，对普京有一个有意思的描述：“在民主德国工作的5年时间里，普京错过了莫斯科发生的极为重要的政治经济上的巨变，他错过了记者们认为照亮自由的光芒时期，他错过了早期人民议会的代表选举的政治经历……也就是说，普京错过了目睹民主社会的诞生。但他成为代总统时，他与古辛斯基建立的开放的、自由的媒体已经相距甚远。普京是个封闭性的人，他觉得没有必要向公众解释他自己。他告诉记者说，他把他们看做是执行他的命令的人物，他对记者们并不十分信任。”从旁观者的角度，这个评价或许准确。但在当事人的角度，即使这个民主俄罗斯开始的时期，普京却有自己的看法：“从一开始，俄罗斯就是超集权的国家。其实这已经写到俄罗斯的遗传密码里，俄罗斯的传统与俄罗斯人民的思维模式都有这种影响留下的烙印。”理解并分析普京，不可忽视他的经历与他的认识。

　　随后，普京也成为古辛斯基电视台“木偶”节目里的丑角。普京被描绘成一个穿着苏联时期共青团先锋队制服的人。不过古辛斯基对车臣战争的报道，不再可能像之前那样为他赢得巨大的声誉。战争报道既然不可能有所作为，古辛斯基与别列佐夫斯基自然选择了政治——国家杜马选举以及总统选举。古辛斯基支持卢日科夫，而别列佐夫斯基反对他。有记者窃听了别列佐夫斯基与他控制的电视台主持人的电话，在这个电话里，别列佐夫斯基在讨论如何攻击卢日科夫，这个录音内容迅速被报道。但是，这没有阻止别列佐夫斯基的攻势。

　　可是，在国家处于战争的状态下，而莫斯科又经常处于恐怖爆炸氛围里，这些权谋手段显得多么肮脏。只是，别列佐夫斯基不这样看，他认为自己帮助普京搞垮了他最强劲的政治对手，所以在总统选举投票前，他在一个记者早餐会上对媒体说，他与普京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每天通一个电话。他又警告说，没有寡头们的支持，普京将不复存在。“就我个人而言，将不会有什么改变。寡头的作用将会上升。寡头一词仅仅是指俄罗斯的大资本家。而且大公司将在俄罗斯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显然，别列佐夫斯基没有改变他“国王制造者”的自我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