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辛斯基很认真地思考了记者们的建议，他自述自己完全不懂得报纸，但他有自己的角度。那一代暴富的“新莫斯科人”，一般的惯例是寻找权力靠山，而如此必不可少的手段则是行贿，但行贿是个死胡同，最终总有人出更大的价钱——有着不同于其他商人的自尊的古辛斯基告诉美国记者：“行贿对我来说是一种耻辱。它对我意味着，要么是我在做一些公众场合见不得人的事——这意味着我是个流氓；要么那钱是用武力从我这里勒索的。不管是哪种情况，它都表明我屈服了：你只能这样做。”古辛斯基要反抗它！

　　那么，除了参与无休止的竞争、无止境的行贿来提升影响力之外，有没有办法施加更大、更系统化的权力呢？古辛斯基在这里找到了他办报的理由：媒体可以做到这点。

　　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共同成为俄罗斯改革目标之际，思路迥异于传统的媒体大亨出现了。1993年2月，古辛斯基创办了《今日报》。当年10月，又开办他的独立电视台，然后建立了一个媒体集团。追逐理想的记者与追求权力与影响的资本家，奇特地结合起来了。

　　休克疗法与国家财富分配

　　戈尔巴乔夫放弃了激进的“500天计划”，那么，当苏联解体后，他的反对者叶利钦必然会为俄罗斯选择更为激进的进入自由市场经济策略——休克疗法。这不只是经济政策的选择，它更是政治选择。

　　叶利钦找来32岁的盖达尔为他设计具体的改革方案。在同辈人中，盖达尔知识最为渊博，而且被认为“最聪明”。他的性格温顺，有趣的是，他的同事分析：“他其实是一个渐进主义者。他是一个小心翼翼的改革家，对现在的政权也很尊重。”与他搭档的来自圣彼得堡的经济学家丘拜斯，却是一个熟练刚强的执行者，也是一位政治勇士——这与更知识分子气质而非政治家的盖达尔比较，差异不小。公允而论，他俩都是真诚的改革家。但改革之道，历史的自然进程，却未必在设计者可以掌握的范围之内。

　　盖达尔与丘拜斯所面临的真正经济学意义上的挑战是：首先，如何将价格从国家的全面控制中分离出来，使中央计划经济的工具丧失作用；其次，如何剥离国家对资产的垄断，把国家巨大的工业财富分到个人手里，建立私有财产。这是对他们两人的挑战，实则也是对决定走市场经济道路的俄罗斯国家的挑战，如何破解？

　　这两位已经创造了历史的聪明人当然明白自己面临的困境，无论是放开价格，还是建立私人财产机制，它们都有赖于一整套相互配合、共同作用的市场主要机构，以及法律体系的建立。可是，刚刚独立的俄罗斯，何尝有这一整套系统呢？盖达尔后来承认，他曾被这个问题反复纠缠，很形象的解释：“这正如是先把拳击场（市场经济体系）建立起来，再放出拳击手（放开价格与形成私产）；还是先放出拳击手，再建立拳击场。”盖达尔与丘拜斯最终决定：先放出拳击手，其他事由后人来负责。丘拜斯更乐观，他坚信：拳击手们如果觉得有必要的话，他们自己会建立拳击场的。

　　难道渐进主义的改革途径从来就不是他们考虑的选择吗？或者仅仅因为叶利钦不会选择戈尔巴乔夫的道路？仔细辨析这段俄罗斯历史的各种材料，相信这两个因素，对站在那个历史时刻的盖达尔与丘拜斯，都不是原因。在盖达尔与丘拜斯看来，苏联的官僚体制实在太可怕，他们以及那些“红色厂长”，都想保留自己的权力。比如那个庞大的伏尔加汽车厂的总经理卡丹尼科夫甚至愿意将国家的汽车白送出去，如何可以在他们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状况下建立市场经济体系呢？而且，苏共解散，新的俄罗斯“中央权力”远远不如当年苏共有控制能力……经济改革，当然不只是经济而是政治问题。正是考虑这种种俄罗斯现实，盖达尔与丘拜斯的结论是：渐进主义就是死亡，它会加强既得利益者的势力，消灭任何改革的机会。

　　人类的理性当然有限，但在有限的理性里最广泛、最深入的计算之后，俄罗斯的改革之道，激进的休克疗法，无可避免。

　　盖达尔和他的团队开始破解价格放开之策，他们在为叶利钦起草的一份报告提供了使用休克疗法的方案，但却故意未提价格放开的具体时间，他们害怕提出具体的日子会导致人们的恐慌和大量囤积食品，这是一个难以承担的责任。叶利钦把报告初稿送回，并在上面批示：价格要在年底放开。大家都惊呆了，这不是可以提前公布的东西呀。盖达尔的团队甚至想尝试让叶利钦将批示划掉。但叶利钦的选择更政治化，1991年10月，他在讲话中再次重述自己有观点：在当年一次性地解除对价格的冻结。这意味着1992年1月1日之前，放开价格。结果，价格放开的第一个月，通胀即达460%，而一年时间，则高达2600%。这是别列佐夫斯基可以火箭般赚钱的机会，也是普京考虑如何给圣彼得堡寻找足够的食品的原因。

　　如此高通胀，当然政治上不正确，盖达尔以去职而求平复民情，势在必然。不过，盖达尔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将价格从国家控制中分离出来，计划经济被去掉了最强大的控制工具。只是，这个过程代价不菲。

　　已经走上这条道路，没有回头路可走了，盖达尔们必须继续。第一波改革已经如此艰难，第二波改革，剥离国家对资产的控制，将会更加艰难。盖达尔需要有人把此事负责到底，他找到了丘拜斯。丘拜斯当然明白他以及这个国家面临的挑战，他深吸一口气，跟盖达尔说：“你明白吗？不管结果如何，我下半辈子都将被人恨，因为我是卖掉俄罗斯的人。”盖达尔回答说：“我们都不得不喝下这杯毒酒。”

　　丘拜斯第一次提出他的私有化方案，是在1992年3月，这时正是通胀高企期。在后来他出版的《俄罗斯的私有化》一书里，详细地叙述了这一曲折过程：向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提交报告——他必须完成这一过程，才可以获得一个私有化的法律基础。在报告里，他设计的方案是给工人和经理（内部人士）40%的企业股份，剩余股份卖给外部人士。最高苏维埃——在丘拜斯看来，这是以“红色厂长”与前共产党职业政工人员为主体构成的委员会，他们反对这一比例。这一批人提出了另一种比例方案，即把企业的51%股份交给内部人士，剩余的股份出售或由国家控制。丘拜斯坚决反对这个方案，他担心这样，内部人士就会保持现状。“如果整个改革方案就是为了造就新一代的有能力的物主，他们怎么能从以前那些苏联工厂的经理中产生呢？”

　　最终，丘拜斯还是妥协了。他后来回忆说：“如果厂长们不同意的话，私有化根本通不过，没有法律，如何改革？”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私有化的框架确立。但如何将超级巨额的国家工业财富私有化——其具体的路径如何？

　　借鉴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私有化方案，丘拜斯和他的团队决定把全国的资产以1.48亿份支票和凭单的形式分割，这些支票和凭单可以在拍卖企业资产时进行交易。丘拜斯大胆地创建了一支新的股东队伍——全体大众。他宣称：这一方案代表中央控制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死亡……而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大规模私有化的开始，就意味着高官和强权偷窃国家资产的结束。在电视讲话里，丘拜斯很形象地解释说：一张凭单可用来购买两辆伏尔加小轿车。

　　对于凭单的作用，公正地看，目前的定论是：凭单本身与其说是经济工具，倒不如说是政治策略，丘拜斯用它们来使所有的人都感到他们能分得一块馅饼。这就使他赢得了公众对私有化的支持，使之不可逆转。

　　希望逆转私有化的力量当然存在，而且存续至今。在当时，最激烈的冲突，则是1993年10月，最高苏维埃与总统之间的武装对抗。从政治的角度观察，它是俄罗斯究竟采用总统制民主制度，还是采用议会制共和制度的竞争。但从历史的进程，更客观地观察，政治实为其表，其内里则是对私有化的一种反抗。简单而论，从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苏联，转型到市场经济的民主政治的俄罗斯，必然会遭遇传统的社会主义力量的对抗，这在俄罗斯变革的历史过程里，将是长期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丘拜斯所作所为，意义何在？他对国家工业财富重新分配，以及之前的放开价格，是从根本上瓦解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冲突势在必然。观察俄罗斯的历史演进，“两条路线”斗争才是纲领性的脉络，非此，无可理解后来的种种冲突。